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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与 “文革”是两个范畴


   魏紫丹:“反右”与 “文革”是两个范畴
   (首发稿)
   
   

   文章摘要: 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确概念,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出现鸡同鸭讲。范畴是最高的概念。所以,我们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确:反右派斗争是属于哪个范畴?我认为,反右仍是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倒蒋介石而不是刘少奇,是消灭反动派而不是走资派。毛泽东事先清楚,我们事后明了:反右派再彻底,也只能建立和巩固 “党天下”,为 “家天下”打基础;毛泽东就算把右派杀个鸡犬不留,也绝不能建成他的 “家天下”;只有搞文革,把党内的对手打垮,才能建成毛氏家天下。所以,文革和反右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政治范畴 。
   
   
   作者 : 魏紫丹,
   
   
   發表時間:10/22/2007
   
   从运动的目标、任务、对象、动力来说,这是两个运动,不是一个运动。我们必须从“立异”上来确立二者各自的“质”的规定性。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它们的联系,并且看到这种联系的因果性。但是又必须看到,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形象地说,是从始发站(反右),经过不止一个中转站(大跃进、反右倾、七千人大会、八届十中全会、四清运动),最后才到达终点站(文化大革命)。
   
   朱正先生在《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1]一文中的立论,是建立在李志绥先生的说法之上的: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 ‘反冒进’的那些领导。”[2] 但是,这是不合乎史实的。
   
   一.1957年不可能发生文革
   
   1.毛不可能用右派反右倾
   
   朱先生发挥“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的观点, 说: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 ‘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3]
   
   第一,在 “目标”的说法上,与事实相去甚远;
   
   第二,在动力上, “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简直不可思议。
   
   因“第一”属于基本立论,所以我虽想论证从简,但费些笔墨,仍是在所难免。对此,我认为,占有资料,让事实说话,比起只在脑子里边 “如果,那么”地推演,更具有巔扑不破的性质。所以我在写作拙著《还原一九五七》的时候, 惟恐言之无物,便在书中简摘了如下的资料:
   
    “反冒进”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人民日报社论说是对右派做的 “可耻的内应”。毛认为是 “离右派只有50米”。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右派分子,都是 “反冒进”的,而不是拥护毛泽东“反 ‘反冒进’ ”的,并且比“反冒进”派还更反冒进。
   
   人民日报载,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1957年(年代下同)5月16日发言: “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22日,罗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 “保守”还是 “冒进” 这 个问题发言,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 张奚若`陈铭枢等指责毛泽东 “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长久地耿耿于怀,毛说,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也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种胡搅蛮缠的跪辩,令人难辨他是厚颜无耻而可恶,还是理屈词穷而可怜?千万别让我们听到如法炮制的狡辩: “是革命派的厚颜无耻,还是反动派的厚颜无耻?我们厚的是无产阶级之颜,无的是马列主义之耻。”
   
   6月10日《沈阳日报》刊出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说: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 “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载: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说: “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事向党进攻。说‘500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1956年各项工作都 ‘冒进’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 ‘无的放矢’;说1956年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是一个‘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孙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干旱威胁的愿望,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
   
   1958.7.15.人民日报载: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从1956年6月开始, “就打着 ‘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1957年6月,中央宣布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 ‘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 ‘肯定错误’。”
   
   1959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问及 “你说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对吗?”毛答:“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这话也有两重性,对,怎么样?不对,又怎么样?”李说:“如果说 ‘对’,那就意味着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就是主观唯心论。”这时毛看到旁边有人在暗暗制止李达,便气呼呼地说, “不怕,说吧,不划右派!”由此可见,把反冒进的人和观点,毛是将之划归于右派的。
   
   毛泽东“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 “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 [4]。周恩来顺着毛的思路,作检讨说: “反 ‘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扩大为 ‘全面冒进’,并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 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 ‘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5]
   
   这在在说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是反毛泽东的冒进的。不管是工农业生产,还是农业合作化上的急躁冒进,还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的草率、粗糙,实在都不得人心,受到右派极力反对。起码是在我的视野内,右派言论一面倒,都是“反冒进”的。是与反冒进的领导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右派才是反冒进的急先锋,毛泽东怎么会利用他们,他们又怎么会去整 “那些 ‘反冒进’的领导”——自己在党内的 “内应”呢?再说,毛认为,反冒进是右倾机会主义,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怎么会利用右派去反右倾,而右派又怎么会去反右倾呢?这恐怕正好是把事情说了个相反。毛泽东对这一点很清楚:只有反右派才是对反冒进的釜底抽薪,才是扫除了反冒进的社会基础,唯其如此,反 “反冒进”才能奏功;同时,他对反冒进的人,也以 “右派”相预儆,相归类——据毛说,两者相距只有50米。这也是借杀右派之刀,杀向 “反冒进”者,而且使后者无还手之力。
   
   朱先生在文中说: “毛在发动整风运动之时确实想要同时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为了反击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得不把反冒进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求得党内的团结一致。李志绥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林克(毛的秘书)的看法: ‘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 ”
   
   据李志绥回忆录中说的事实是,当时他离开了毛身边。这些情况是他回来后林克和毛泽东告诉他的。所以他的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这个误断,是在受了林,毛的误导的基础上作出的;而是林,毛,才是这个让世人迷惑的谬论的始作俑者。但李在回忆录中把林说的这个话—— “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在回忆录里公之于众,林给吓得魂不附体,急忙作出声明,矢口予以否认:
   
    “李志绥还造了我的谣.他说: ‘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 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这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对李志绥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毛的这种 ‘政治评估’,因为这是违反事实的。”[6]
   
    “毛泽东鼓励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最初的目的是要用党内党外的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决非像李志绥所说从一开始就是搞 ‘政治圈套’,借民主党派解决共产党内 ‘权力斗争’。”[7]
   
   不管真假,连林克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东西,朱先生怎么能引以为据呢?虽然,即便林承认也并不能证明此论正确;但是,他的否认,却是对此立论来了个釜底抽薪。
   
   再者,就着朱先生认为, “他(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 我要问:难道文化大革命是管 “清算” “反冒进”的吗? 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的第八章中说:
   
   “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后来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会议的重点是反冒进。会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印发了周恩来(!!! ——三个警叹号是魏紫丹加的,是为了引起读者特别注意,下同)、李先念(!!!)的反冒进言论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再奇怪不过的是,为什么这些我加上警叹号的,毛泽东指名道姓批评的 “反冒进”的挂帅人物,竟然在文革中一个都没有被打倒? 不止于此,还可由个别及于全面:作为文革纲领的 “516通知”里,有提到 “反冒进”的问题吗?没有。它倒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文规定为右派。但关于走资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个是右派?都不是,都是左派,左得流油!在反右运动中都是打右派不眨眼的英雄,否则,早就轮不到他当 “当权派”了。所以当时的右派(我是其中之一)是很乐于看到当地的走资派被打倒的,虽然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由于文革,更给带来“再踏上一只脚!” 但总觉得自己是死猪不怕热水烫了: “你们这些对毛泽东喊爹叫娘的左派,居然也有今日!”而当时的右派心理,基调是: “红太阳曷丧?予偕汝同亡。”很希望人们能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数以亿计的人们受害中,认识到毛的作恶多端及其本质,确认毛泽东就是你、我、他、她——党内的,党外的,大家的,全民的,国际(起码是匈牙利和柬埔寨人民)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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