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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文学史话(11)

    湘灵
    大唐宪宗(778-820)朝,史家称之为“元和中兴”。帝国元气有所恢复,文化再一次复兴。诗歌成就有白居易的元和体,而文章方面,出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韩愈更被后世苏东坡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此言出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指文风上逆隋、陈、梁、齐、宋、晋、魏、东汉,复古东汉以前的散文,反对华而不实的骈文。这和同时代的白居易复古《诗经》的传统如出一辙。“道济天下之溺”,语出《孟子•离娄上》“天下溺,援之以道”,意为天下沉溺,世风日下,救之以儒道。韩愈、柳宗元辈,应时而生,以其道德文章,大声疾呼,屡破当时禁忌,成为当时政治、文化领袖,独领风骚于后世。柳宗元与王叔文合作,掀起改革运动,企图除灭宦官,遭到宦官反扑,王叔文被杀,柳宗元(773-819)与刘禹锡(772-842)等遭贬,史称“八司马”。韩愈因上书反对宪宗迎佛骨,几遭极刑。韩愈有一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反映当时的心情。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湘既后人传为“八仙” 中的“韩湘子”。儒教出身的韩愈,深深卷入了宗教之争的旋窝。对于“未知生,焉知死”的儒教徒,迎佛骨之事当然斥为虚妄。所以要为“圣明除弊事”。但对佛教徒来说,这无疑是千载盛事。韩愈捡了条性命,实乃大幸。想想后来西方历史上基督徒与回教徒历时二百年(1096-1291)的十字军东征,才真正了解宗教之争的可怕,真是血流漂杵啊。
   
    韩愈(768-824), 字退之, 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三岁成为孤儿,由兄嫂养育成人。韩愈自幼发奋,潜心学儒。“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二十岁到长安,屡试不中,后得宰相郑余庆推荐,得中进士。韩愈性情直率,且以复兴儒家为己任,在中唐佛、道盛行的形势下,命中注定仕途坎珂。韩愈在《答窦秀才书》自白道:“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 韩愈的自白,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可以说是同出一辙。韩愈与白居易,都是以苍生为己任,心雄天下的狂生,为世“立言”成为他们共同目标。尤其韩愈,“文以载道”成为其终生追求。韩愈所推崇的“道”,在他的《原道》里有明确地解释,既以儒家“仁爱”为中心的道德观。韩愈从生命繁衍的角度,将人类社会分成圣人和凡人两大类,圣人创造发明耕种、织布、营造房屋、医药、音乐,一切的一切,是人类进步的主导。帝、王既为圣人,所以,君、臣、民要各司其职,人类才会和谐发展。这就是所谓“道济天下之溺”的“道”。韩愈的主张,与当时唐帝国中央皇权削弱有关,因为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巩固中央皇权的理论由此而生。
   
    韩愈非但自身努力,而且奖励后进,不余遗力。所作《师说》,深刻阐明师生之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发展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观点。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音豆,同逗—停顿)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於时,学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师说》为韩愈写给后学李蟠的信。首先,韩愈定义什么是老师--延续道德、传授学业、指点迷惑。人既非生而只知,当然生活中会有迷惑。有迷惑,如无人解答,当会迷惑终生。所以,求师之道,不在地位尊卑,不在年序长幼,只要他人先知于己,就是老师。求师之道早就不传,古代的圣人,远超常人,仍然从师问教,当今众人,才智远低圣人,却耻于求师。因此,圣人愈明,愚人愈愚。圣人为圣,愚人为愚是否皆源于此呢?对子女痛爱,严择其师,对自己放纵,耻于求教,这正是迷惑的原因。蒙童的老师,只是读书断句之人,并不是我说的延续道德、指点迷惑之人。读书不懂,迷惑不解,前者从师,后者不从,只是学到小处,忘掉大处,我未见这样的人聪明到哪里。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这样下九流的人,仍不耻求师,反而士大夫阶层,当听到“老师”、“弟子”的称呼时,就开始起群哄了。问他们,则回答说:某与某年纪相仿,学识相当,假若对方地位卑下,则深感自羞,假若对方官阶显赫,则有阿谀之嫌。巫医、乐师、百工——士大夫们不屑之人,其智慧反超后者,奇怪吧!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向郯(音谈)子、苌弘、师襄、老聃拜师。这些人无一人胜过孔子。孔子自己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的老师。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胜过弟子,获得知识有先后之分,学有建树要专门功夫,如此而已。
   
    韩愈的《马说》,更是响彻千古的檄文。正因为韩愈自叹伯乐不常有,故常自勉之。韩愈门下养著十六、七个门徒,有时弄到晨炊不给的地步,却依然怡然自乐。韩愈交友,亦是贫贱不移,如与张籍、孟郊等人,终生相勉,荣辱不弃。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音至,恭顺)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并列)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音伺,喂养)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音伺)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此文虽短,却力透纸背,有五叹之憾。伯乐,为秦穆公时人,为相马专家。此文中以伯乐比喻知音,以千里马比喻贤士。知音先有,贤士在后,一叹也。犹如萧何月下追韩信。贤士常有,知音难寻,二叹也。犹如卞和遇楚王。卞和因两次献玉,均被疑欺君之罪,被断两足。贤士屈居人下,明珠混于鱼目之中,三叹也。犹如客居孟尝君门下的冯谖,“弹剑作歌奏苦声”。贤士有才,有非常人的要求,上司不明,“食不饱,力不足”,四叹也。犹如项羽帐下的韩信,韩信常屡献奇计,项羽终不用。“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而曰无马,五叹也。犹如大唐相爷李林甫的开科取士,以“野无遗贤”为名,漏掉杜甫这样的人才。
   
    韩愈、柳宗元的遭遇,对他们本人是不幸的,但对他们所贬到穷乡僻野的百姓却是幸运的。韩、柳不但带来中原先进文化,而且善待当地民众,改革当地陋习。如岭南民众有以子女做押借钱的风俗。一但逾期偿还不上本利,子女便充做奴婢 ,使穷苦人遭骨肉分离之苦。韩、柳到后,想尽办法加以废除。儒家的传统,近代遭到许多非议。但有一点,仍需肯定,那就是---“仁者爱人”。儒家向来以入世眼光,著重人民今世生活而不问来世。正源于此,韩、柳在贬为地方官时,都成为造福一方的清官,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今人有据阶级斗争论,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可怕,因为清官是为统治阶级长久利益服务。这种理论是多么荒唐可怕。世人只有今生,更希望于“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生活。后人为韩愈、柳宗元在当地立庙祭祀,纪念他们,是因他们的到来,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柳宗元先死,韩愈写有《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死后,后世的苏东坡又写有《潮州韩文公庙碑》,都赞扬这种儒家“爱人”的圣德。这种圣德也是今天我们所需,明天传之后辈子孙的。
   
   
   
   

此文于2009年07月0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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