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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从伯恩施坦到布莱尔

   从伯恩施坦到布莱尔

   作者:陈乐民

   2007-7-31

    自从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以来,在欧美各地处处都在谈“第三条道路”。有一种意见说,这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经济政策上的“左右融合”而已。如果只从经济政策上看,确实翻不出什么全新的花样来。然而,若从社会民主主义在整个世纪的变化趋势看,它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化”的必然逻辑:透过它,可以看出,不是如一般舆论所说的,欧洲政治向“左”转了,恰好相反,证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向“右”转了。布莱尔说了句实在话,他说:“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他在访问法国时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说,此语一出,举座热烈鼓掌,什么“左”呀“右”呀的,都没有意义了。其实,早在1994年,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设计者、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就写了书,那书名就叫《超越左和右》(Beyond Left and Right)。

   

    布莱尔还有一句话也讲得坦率,他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永恒的修正主义”。本来,“修正主义”就词义论,本无褒贬之意。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张对凡尔赛条约进行修订的意见,被称为“改订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对“冷战”的起因问题也有一派意见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在英文都是“revisionism”这个字。 只有在伯恩施坦主义被列宁主义称为“修正主义”的时候,这个字才被意识形态化而在论战的一方成为背叛正统的同义语;而头号“叛徒”自然就是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在19世纪末写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修正”,其根据是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理论应跟着加以修改。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版序言里整段地重引了他写给1898年10月3日至8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一封信中的话。信中提出,“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信里还征引了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伯恩施坦接着说:“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100 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00 年以前的流血革命”当是指法国大革命)他在这本书1920年再版的“跋”中猛烈抨击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野蛮暴力的创造力量的过高估计。”

   

    对于被谴责为“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在1908年的“第12000 册版序”中作了“反批评”;他说他之所以要“修正”,只是因为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要说“修正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该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主义在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家后,实质上成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性理论。各国情况不同,基本理论则大同小异。本世纪前半叶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不妨说基本上是以伯恩施坦主义为指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初期,各国社会党继续在纲领上、宣言上习惯性地沿袭阶级分析的传统观点,但是在政治实践上已越来越认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在阵营对立中站在西方立场上;但在国内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较,仍被称为“左”派的政治力量,他们自己也以“左”翼自诩。

   

    各国社会党程度不同地陷入了理论矛盾之中,主要是执政党的地位(或作为争取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反对党)和它所宣称的社会理想之间无法合拍;它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应形势之间找出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伯恩施坦时期的理论已显得“过时”,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应运而生。

   

    “哥德斯堡纲领”说,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党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完全断绝了。勃兰特在酝酿、提出和推行“新东方政策”的时候,在70年代初与奥地利社会党第一书记克赖斯基、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书记帕尔梅多次通信和聚谈,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在新时期的理论问题,一致认同“哥德斯堡纲领”的思想路线,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宣告:“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社会党不是“精英党”,而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在本世纪初与共产主义决裂的时候,还保留若干与马克思主义在名义上的、十分微弱的延续性,实际上,这种延续性很快就越来越淡化,以至不复存在了。“哥德斯堡纲领”只不过是把这种既成事实以文字的形式确认下来而已。

   

    最近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标志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进入了另一个新时期。全球化进程以及信息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不能不面对每日每时出现的大量的共同问题。在这些无论谁都不能回避的共同问题面前,“左”、“右”之间的区别越来越不是对立性的,社会党的“左”派面目线条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老问题又重现了,社会党需要既向公众显示自己的个性,同时更必须“跟上潮流”,甚至努力赶在“潮流”的前头,它再次需要理论上的自圆其说。

   

    社会主义是从理论斗争起家的,这一点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不同,它需要用理论说明策略变化的必要性,所以它就要不断地修改原来的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向来以“左”自诩,一般舆论也依例这样称呼它。这在过去对工人阶级、劳动者曾有相当大的号召力,现在形势变了,这个“左”字已越来越转成为捆绑手脚的羁绊。“第三条道路”,就像伯恩施坦主义和“哥德斯堡纲领”起过的作用一样,试图为理论的困境寻求出路,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说圆,把“左”派的包袱甩掉。

   

    “第三条道路”理论的设计师、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新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已经出版,无疑将比1994年的《超越左和右》有更为系统而完整的阐释。然而从报刊披露的报导和评论,已然可以明确,“第三条道路”是扣紧全球化大势中国际竞争问题而提出的,一切的一切最终是为了增强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份量。这是它的鲜明的时代感。

   

    “第三条道路”是否会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还要看;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现在就已经比较清楚了。

   

    首先在政治哲学上,“第三条道路”要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派中吸取“生命力”,甩掉“左”的包袱,同时保留争取“社会公正”的理念;不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成是截然对立的,而看成同属于西方的价值观、只是在策略上有所侧重。“第三条道路”重视“务实”、重视“实效”,它不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是介乎前此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是从前此的社会民主主义以更坚实的步伐走“自由主义化”的道路。

   

    其次在经济政策上,它宣布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国家干预;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的经济稳定增长,鼓励充分的自由贸易,摒弃工党以前的国有化政策。特别是在福利政策的改革上提出一条新的伦理原则,即“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伴随着个人主义扩张的,应该是个人义务的延伸”。“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政策,首先是福利观念的变革,可以叫做“福利国家”的“私有化”。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欧洲现象。现在,美国也在讲“第三条道路”,有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也在讲,但是欧洲讲“第三条道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承接,批判乃至与旧观念决裂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具体政策的调整。从世纪初的伯恩施坦主义,经过“哥德斯堡纲领”到“第三条道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这样3个时期,进行了3次理论修正,每次理论修正都意味着向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靠拢。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同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和“哥德斯堡纲领”告别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调整社会党的处境而提出的;不能视为偶然的“灵机一动”,或仅仅是应变的权宜之计。“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可能为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解放”打开一个新时期。它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是世界大势的反映。

   

    事实上,欧洲在今后仍将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两大主要潮流;但从世界大势看,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将从自己的立脚地向某种“第三条道路”的方向倾斜,不过主要的趋向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

   

    以上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3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一种“粗分”;但足以表明,世界的变化实在太快,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主义成份不能不接受实践的考验(其实一切纯理论皆然);人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不是靠概念或任何主观意愿过活。 势所必然, 只是“常识”(Common sense)问题而已,用不着太高深的理论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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