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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下的圖像——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南洋\ZT

作者﹕南治國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中文系講師

*

[摘 要] 因為有了文化上的優勢心態,中國現代作家可以立于高點,“凝視”南洋,有選擇性地“聚焦”南洋,他們筆下的南洋圖像則正是經過他們“凝視”下“聚焦”而產生的必然結果。質言之,是中國現代作家強烈的文化優越心態構築了足以讓他們“凝視”南洋的平臺,立於這高高的平臺之上,中國現代作家必然會戴著中國文化的濾色鏡,從主觀的角度“選擇性聚焦”南洋社會,書寫自己筆下的南洋,從而營構出自己心目中的南洋圖像。

   

[關鍵字] “凝視”;中國現代作家;南洋圖像

    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南洋圖像是中國現代作家對南洋的一種文學想像,是以中國文化為基點,通過中國作家的“選擇性聚焦”折射和營構出來的對南洋的理解和鏡像,它們是中國文化同南洋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必須強調的是,異域圖像的形成必須依賴旅行者的觀感和描述。在異域圖像的建構過程中,跨國旅行是必須的先決條件。異國的題材,從初期的神秘期待到對異域風土人情、異國情調的簡單表述,再到後期對自己和異邦文化的深層考察和跨界反思,這些都離不開旅行者的描述。因此研究一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我們必須,正如法國學者基亞所言,“依靠旅遊者設法瞭解在某個時期,某個民族是怎樣理解另一民族的”,同時還應“研究某個旅行者,他的成見、他的單純幼稚和他的一些發現”[1](p22-23)。旅行者對異國形象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基亞認為“旅遊故事是激情的產物”,也是“一再被重複的故事”,對其進行研究“能幫助我們懂得一些民族的聲望是怎樣被樹立起來或被毀滅掉的了”[1](p22-23)。旅行其實也是一種穿越時空的文化遭遇,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南洋之旅在相當大程度上也是中國文化同南洋文化糾葛、互動的文化之旅。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南洋之旅不僅是中國現代小說家描寫環境、刻劃人物、安排情節和呈現主題重要手段,而且,它們還是中國現代小說家營構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南洋圖像的必由之路。正是充斥于中國現代南洋題材小說(也包括一些散文、遊記作品)中的許許多多的南洋之旅,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南洋圖像才得以不斷強化,最終清晰呈現。

   然而,中國長期以來在文化上俯視南洋諸邦,在這樣懸殊極大的文化定勢之下,南洋文化在中國人看來與中國文化之間存在的不只是“差異”,更多的恐怕還是差距。在文化大國的“凝視”之下,南洋圖像已然失真。從這個意義上看,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南洋圖像也不可能是南洋實在的“圖像”,只是一種想像的空間,用巴柔的話來表述,它是南洋的“社會總體想像物”(imaginaire social)[2](p173)。因此,詳細探究中國現代作家優勢的文化心態及其這種心態對他們創作可能產生的影響,對我們深一層理解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南洋之旅及其所反映出的南洋圖像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基於此,分析和把握中國現代作家的文化優越心態,是正確理解他們小說中的南洋之旅及其所反映出來的南洋圖像的關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辨明中國現代作家何以“凝視”南洋,如何“凝視”南洋,從而正確地理解他們筆下的諸般南洋圖像。

中國人的文化優越心態

   1840年之前,中國在整個世界的版圖中都是泱泱大國,相形于南洋諸國,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在經濟、軍事上,都非常強勢,並在相當長時期裏,傲視南洋諸邦,迫使它們長期朝貢或臣服。其實,不只是對南洋諸國,對周邊其他國家亦然。中國封建王朝長期以來以中央大國自居,視周邊國家為蠻夷番邦,對中國以東的地區稱之為夷,以南的地區稱之為蠻,以西的地區稱之為戎,以北的地區稱之為狄。這種心態由來已久,深植于中國人的意識之中。

   在南洋一帶,因為中國國力強盛,文化發達,中國人一直享受“上國”公民待遇。《宋史·闍婆傳》說,中國商人到了闍婆國後,被待為貴賓,飲食豐潔。在渤泥(今加里曼州島北部),當地人凡是見到中國人來了,都非常愛敬。如果中國人醉酒,則扶他回家寢宿,以禮待之,恍如故舊親朋一般。在蘇吉丹國(爪哇中部),中國商人也受厚遇,在此飲食住宿,均可免費。在貓裏霧(菲律賓古國),當地人見華人的船隻到來,皆歡喜雀躍,華商被待為上賓。在柔佛,據《明史》卷三二五載,當地人非常希望和華商做生意,還常到鄰國去,邀請華商到柔佛做生意。更有甚者,據張燮的《東西洋考》中記載,暹羅人對華人極為真誠,“倍於他夷”,竟然對其嬌妻同中國人通好非但不以為怪,反倒欣喜非常。其妻為華人置酒款待是常事,甚至同床共寢,其夫亦不過問。 [3](p27-29)中國人早期在南洋地位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古代華人在南洋的特殊地位還體現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在政治上,中國的王道皇統在南洋也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如越南歷代王朝也一直把中國的三皇五帝供奉在王家寺廟之中,而且把三皇五帝供在正堂,而越南王室諸宗,如涇陽王、貉龍君、雄王、士王、丁先皇等則供在偏室之中。[4](p58)此外,華人還有在東南亞為王的,如泰國吞武裏王朝的鄭王鄭信以及明萬曆年間婆羅國(在婆羅州)的國王都是中國人。

   其次是,在外交上南洋各國給予中國人刑事上的部分豁免權。據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在真臘,刑法規定,如當地人殺死唐人,定要償命;而唐人殺了蕃人,只罰重金。[3] (p29-30)從上面的簡述可以看出,得益于中國封建王朝長期的繁榮強大,以及中國封建王朝長期以來通過要求南洋諸國前來“朝貢”來宣示中國的“威德”,讓遠在天邊的“蠻夷”之間相互傳訊,心生敬畏,中國皇帝和臣民因此在南洋各國中享有“上國”君民的榮耀。同時,因為中國還是先進的生產技藝的傳播者和文明生活方式與習慣的示範者,因此,古代的中國人在南洋一帶頗受禮遇,被南洋各國官府和臣民待為上賓。

   1840年英國轟開中國大門,滿清王朝軟弱無能,振興無望,從此中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優勢幾乎蕩然無存,唯有文化,是幾千年的積累,仍然是中國人精神的寄託。即便經濟和軍事上優勢不再,中國人在文化上還在延續著千年以來的優越感。所以,在20世紀初中葉,中國人在國內活不下去,可以到南洋去淘金;中國人在軍事、技術上落後,也可以向日本、歐美諸強虛心學習,唯獨在文化上,中國人仍保持自傲,所以辜鴻銘先生以偏執的態度來表達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讓慕名來訪的英國作家毛姆知道中國文人的清傲;[1][5] (p71-72) 所以聞一多先生遠在美國,卻要緬懷李白,禮贊菊花,歌唱華夏五千年的文化;[6](p92; p94)[2]所以在星洲的林文慶先生負笈英倫之後卻要以不懂華文為恥,發憤學習中國文化,並立志向西方譯介中國傳統典籍。[3][7] (p23)這一時期,中國人雖然清楚中國在經濟、軍事方面的落後,但在文化方面,仍有古國、大國心態。在南洋,中國文人的此種文化優越心態表現尤甚。下麵是丘逢甲在20世紀初南游南洋時寫下的一首題為《自題南洋行教圖》的南遊詩:

   莽莽群山海氣青,華風遠被到南溟。

   萬人圍坐齊傾耳,椰子林中說聖經。

   二千五百餘年後,浮海居然道可行。

   獨向道南樓上望,春風回處紫瀾生。[8] (p173)

    這首詩寫成後,在南洋文化人中廣為傳頌。在“南溟”(即南洋)的椰林之中,萬人圍坐,聆聽“聖經”(即中國儒家典籍),這場面不可謂不壯觀,而詩中流露出的強烈的中華文化優越感也同樣讓人震撼。

   再往後,中國文人出於不同的原因南下東南亞的更多。他們當中多數都是有一定層次的知識份子,是艾蕪所描寫的西裝革履的翩翩紳士[9](p159),無論在外表,還是骨子裏都表露出文化上的不言而喻的優越感。

   就中國現代作家而言,他們身上所包容的中國文化的優越感決定了他們看取南洋時是“凝視”,也就是說他們是在俯視南洋,不僅帶有好奇心態、研究心態,更有居高臨下的意味。徐志摩《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廉楓的一句“紅毛人都雅化了”的心理活動就將他骨子裏的文化優越感暴露無遺;劉呐鷗《赤道下》中的我和珍雖然受到熱帶海島上土著人的誘惑,但那只是肉欲上的妥協,土著人的風俗和生活習慣其實時時都在彰示他們是來自都市的高等的文明人;此外,艾蕪、巴人、洪靈菲和司馬文森等的小說中主要描寫南洋華僑華人的生活現狀,但只要提及南洋的土著居民,一例表現出了文化上的優勢——儘管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善意的,如洪靈菲對受殖民者壓迫的馬來人的同情中暗示著他們的不開化,巴人對飽受殖民剝削的印尼人的悲憫中也對他們的原始性風俗表現出好奇。

   至於其他的現代作家,只要提起南洋,心底的良好感覺一樣就來了。譬如老舍,在英國教書多年,總感覺受了一肚子怨氣。然而,一到南洋,心態隨之大變,立即感受到了中國人的偉大:

    我們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來。……我們偉大。……我們在西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沒有了我們,便沒有了南洋;這是事實,自自然然的事實。馬來人什麼也不幹只會懶。印度人也幹不過我們。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援不住。……[10](p30)

   即便是沒有到過南洋的茅盾,在論及南洋的刊物和文學時,也表現出非常明顯的“中心”心態:

    自從抗戰以來,南洋僑胞的文化運動是在一天一天開展,前進的刊物在南洋的需要大增,尤其是新加坡,差不多是祖國在南洋的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11](p491).

    這些並非是個別現象,正相反,這幾乎是中國現代文人的整體心態!試看南下的中國現代文人,如郁達夫、胡愈之、巴人、艾蕪、許傑、老舍等等,哪個不是以文化人自居,誰又沒有那麼一點“指點南洋”的情懷?

   中國人之于南洋,古時就有文化優越感,到了20初中葉,文化優越感依然存在,即使是現在,情形又有多大的改觀呢?

中國現代作家對南洋的“凝視”

一、何為“凝視”

    “凝視”(Gaze)是時下文化批評、後殖民研究及女性研究都樂於採用的一個術語。“凝視”的本義只不過為目不轉睛或聚精會神地看,但在後殖民的批評語境中,“凝視”帶有一種居高臨下地看的意味,而且這種看,是文化層面上的“看”。盛甯先生對這種看的方式有精確形象的表述: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文化實際上都已經被擱在高低不等的台墩上——經濟的、政治的乃至軍事的台墩,這些高低不等的台墩,使位於其上的文化具有了大小不等的勢能,踞高臺之上者就成了強勢文化、優勢文化;相反則成了弱勢文化、劣勢文化。優勢文化於是就有了“凝視”他人的特權,即所謂的“研究”;而劣勢文化則只能被他人“凝視”,被他人“研究”。[12](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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