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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試圖在印度支那移植“朝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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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TENTATIVES AMÉRICAINES POUR IMPLANTER LE “MODÈLE CORÉE” EN INDOCHINE

   

作者﹕羅朗-瑟薩利( Laurent Césari )

譯者﹕嶺南遺民

**

   

   美國領導人﹐不管是民事或軍事上的領導人都曾熱衷於動用其在朝鮮半島的軍事行為移植往印度支那的活動。但他們甚少考慮此“朝鮮模式” 是否可行移植的問題﹐反而指責法國不借予此模式多多發揮。由於在印度支那有其實質存在的特殊因素,如此法美的分歧卻產生了兩種事實。首先是由美國導致的、以極為重要的手段在世界範圍內實行堵塞政策﹐但又不完全地無限制它的展開。由此,美國倒願意見到一場快速來到的挫敗越盟的勝利﹐使由其支助的印度支那戰爭可得到儘快結束。於是乎﹐ 美國人冀望法國採取進攻的策略和美軍在韓戰時使用的“項鏈” 指令方法。可是﹐美國領導人更為深刻地考慮法國殖民政權在印度支那的存在應以1949年法國承諾越南實行內部自治的溫和形式是否僅有利於越盟一方。由此他們對法軍感到不耐煩﹐並認為﹐如在南韓那樣的大量民眾反共產主義的示威運動卻被阻延了。

   

   美國對印度支那投入更多的關注始於1949年﹐其目的為重建日本人的“亞洲共榮圈”和反擊毛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勝利。此政策是自1949年1月起擔任美國國務卿的甸-阿澈森 ( Dean Acheson ) 的親手傑作。

   阿澈森試圖限制中日兩國的貿易﹐是為了避免中日的經濟關係過於親密而極可能會產生東京和北京的政治結盟。由此﹐阿澈森冀望日本重建起其遠東作坊的角色﹐並與一些可為日本提供稻米和原料的亞洲非共產國家發展貿易。在這種視野下﹐印度支那和南韓同樣被視為擔任該功能的外圍堡壘。從軍事方面來看﹐印度支那和南韓並不屬於美國的“安全界線” 內﹐ 就是說若戰爭發生﹐美國便可隨時進入的必要地區﹐ 就算是單方面的行動﹐美國是要保護它們的。這條界線包括太平洋島嶼 ( 台灣除外 )但亞洲大陸卻在外。從經濟方面來看﹐美國指定印度支那和南韓成為稻米生產供應區。阿澈森看到南韓快速發展的稻米業並直至1945年為止它成為了日本的稻米主要供應國。 而負責政府遠東事務的甸-汝斯克 ( Dean Rusk )冀望一旦戰爭結束﹐印度支那可作為補充供應的糧倉。( 注1 )

   

   事實上﹐亞洲大陸並不屬於“安全界線”的範圍內﹐美國領導人認為該地區的防衛事務應該主要的由亞洲大陸各國共同擔負。根據華盛頓的想法﹐西方國家對亞洲大陸只提供大量低廉的技術協助、投資和武器。此規則適應於美國﹐同時亦適應於歐洲殖民主義者國家﹐那些武器同時也可用於“古老大陸”的防衛事務上。然而﹐亞洲人只可接受參與該堵塞工程﹐若他們有興趣。( 注2 )

   

   由此說明了為何美國人希望印度支那正如南韓一樣成為獨立、反共和親西方的國家。 ( 注3 ) 根據阿澈森﹐越寮柬三國應有其單方面撤離法蘭西聯邦的權利。 ( 注4 ) 一旦該三國授予此權力﹐印度支那戰爭可變為“民族主義和史太林主義”之間的爭鬥﹐而那些非共產黨人的獨立人士將要離開越盟。此外﹐只要具殖民主義特性的衝突消失了﹐越南民族主義者傳統上的恐華心理可重新如洪水氾濫﹔因此﹐獨立的印度支那將會持反華態度。美國作為非共產的亞洲人的中間人﹐那時將可有放縱之手來“指揮一場印度支那民族主義者取勝於紅色帝國主義的” 戰爭。 ( 注5 ) 阿澈森並非否認法國在印度支那全部的支配權﹐相反﹐他承認巴黎與印度支那國家之間固有的關係的存在﹐但此只出現當法國與其關聯的國家要以誠意、平等和獨立的基準上互相接受對方。( 注6 )

   誠然﹐只要法國繼續在印度支那推行戰爭﹐美國是不能強行推銷那個計劃﹐此外美國又不願派遣軍隊前往印度支那。可是﹐ 1949年華盛頓所訂出的政治準則體現了美國人對法國人的戰爭行為的多種評估﹕誰能把民族主義的戰鬥改為反史太林主義的鬥爭﹐那就是好事﹔否則﹐其餘的皆為壞事。

   美國參謀部將領們完全信賴國務院作上述的分析。但是﹐鑒於曾受挫於中國內戰﹐華盛頓以大量武器支持國民黨﹐而後者又不斷令到美國武器供應者負上醜聞﹐故此美軍將領更要求美國政府實施有所保留的派遣遠征軍到印度支那和援助該地的武裝力量的政策。

   確切地說﹐美國利用韓戰的機會組成了一支具美國觀念的亞洲人軍隊。一方面﹐以自動化為重點的正常訓練程序為籍口﹐美國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培訓了一支類似美國軍隊形式的南韓師團﹐甚至參謀部的將領亦可快速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幾次戰場上的失利後﹐麥卡菲( Douglas MacArthur,1880年-1964年, 美國著名軍事將領五星上將 ﹐譯者注 ) 推行了有系統性的進攻戰略。這兩種做法獲取了更多的政治優勢﹕進攻戰略導致人民廣泛參戰﹐取得更為壯觀的勝利場面﹐而由當地軍人可晉昇為高級指揮官卻證明了他們是為自己民族的獨立而戰﹐因此﹐模仿美式組織的做法可使到美國保留對南韓軍隊的控制。

   同時﹐自1950年起﹐由麥卡菲開始﹐美國外交和軍事人員均譴責法軍執行太少的進攻戰略。美國人認識到武器的匱乏令到法國遠征軍受損而不能推行進攻戰略計劃﹔但他們也知道﹐法國人不為當地人提供武器﹐因為顧慮後者會使用法國人的資源來反抗殖民者。問題卻取決於法國人﹕若承諾讓越南在某一日期內實現獨立﹐那可引致大量的民眾奮起反抗越盟﹐再由當地人的軍隊來維持和平的形勢﹐與此同時﹐更具有戰鬥經驗的法國兵士則擔負在東京地區的“真正戰爭” 的任務。( 注7 )

   在目的為阻止使中國與東京邊界地區打通的高平( Cao Bằng )戰役( 1950年10月8日 ) 失敗之翌日﹐法軍將領才轉向傾於加強當地人國民軍的武裝力量。 1951年﹐德-拉特 ( de Lattre ) 有效地引導廣泛的民眾作反﹐期望使印度支那戰爭成為一場不是反殖民主義而是反共產主義的戰爭﹐再重用保大 ( Bảo Đại, 1913-1997, 越南末代皇帝, 譯者注 ) 和在東京地區發動數次進攻戰略的計劃。然而﹐此做法並非沒有深思熟慮。為此﹐高平戰役後被派遣往印度支那視察的亞鋒斯-晉 ( Alphonse Juin ) 將軍在美國人面前宣稱他們曾取經韓戰的戰事。 ( 注8 ) 但在一份提交予法國當局的報告中﹐他寫道﹕“應該創立各種武裝力量的單位並逐步地成立由團至混合各兵種的旅團﹐甚至師團﹐從上至下﹐任命一位越南人當指揮官﹐那就可掩飾法國軍隊的行動。” ( 注9 ) 由此法國意圖負起真正的責任。同時﹐拉特將軍所擺出壯觀的姿態﹐只說為了實現所謂的印度支那國家的獨立﹐實際上都不過為掩人眼睛的煙幕。拉特說要給予印度支那國家不多亦不少的內部自治﹐但他又拒絕讓它們逐步地成為有如印度那樣地位處於英聯邦的國家。 ( 注10 ) 在擔任印度支那總督期間﹐他多次公開或私下地反對美國官員與反共、獨立的政黨秘密接觸。

   此外法國也著手限制美國人與印度支那人的接觸。1950年創立的美國印度支那軍事協助團的工作功能只限於把法國參謀部所需的物資移交和在特許的情況下才可監察武器的使用。在籌劃那瓦爾計劃之前﹐法軍的戰術計劃只在執行前的一或兩日才通知美國軍事團﹐而且後者從未收閱到任何關於戰役命令的訊息。美國人也無權直接向印度支那人派發武器﹐理由是避免美國人成為印度支那和法國之間事務的干涉者。

   最終﹐在高平戰役結束後﹐儘管法國曾作出答允﹐但仍然拒絕使用美式的指示﹐印度支那人的軍隊組織的最高發展至營團為止。實際上﹐在法蘭西第四共和的憲法中曾寫明法國政府對全體法屬聯邦( 指印度支那﹐譯者注 ) 的軍事防衛支出的責任( 第62條 ) ﹕ 為了更順利地執行法國遠征軍和當地國民軍的共同軍事行動﹐國民軍的支出款額與法國本土的軍事學校的費用相等。然而﹐兩者所分別的方式仍然保留一段時間﹐尤其在訓練高級軍官方面。由此﹐缺少國民軍軍官來指揮大兵團去執行法國的指示。美國人指責此做法是對付越盟的不妥之策﹐可是他們不可以說採用其“一條龍”的方式可足以應付現實的情況。結果﹐年青的國民軍人對政治只持觀望的態度﹐辦事皆在等待法國人的指引﹕他們只指望得到法國人招募入征從而獲得一份自由的職位﹐並由此從軍事生涯中學取到從事行政工作的本領。( 注12 )

   在德-拉特任職期間﹐美國人對此已被扭曲的原則閉目不理﹐因為這位將軍採取進攻戰略的計劃只對其本身有關聯的計劃。1951年底﹐在北部東京地區進行的重奪和平 ( Hòa Bình ﹐河內西南部的省份﹐譯者注 )戰役之目的都只不過是製造氣氛﹐為湊合法國議員在印度支那預算案得到通過前所採取的行動﹐同時它也為了要對美國施壓﹐增加為時已是拖延了的1951年年度的援助物資。( 注13 )

   但是﹐應該確切地指出﹐在重奪取和平地區時﹐德-拉特的部署範圍過於廣泛﹐而越盟攻擊法軍的交通線﹐導致法軍在1952年2月放棄了該處的崗哨。同時接替德-拉特職務的拉烏-沙蘭( Raol Salan ) 將軍又決定放棄進攻的策略。他認為﹐公平地說﹐越盟只選擇對其有利的地方和時間出戰。沙蘭意圖引誘敵方進入法軍堅固的砲兵陣營( 命謂“刺猬” 陣 )中殲滅對方。1952年11月﹐沙蘭推行此戰略成功了。但在那山( Nà Sản﹐越南西北地區山羅 [ Sơn La ] 省內某地﹐譯者注 ) 一役取勝後﹐沙蘭不再追殲敵方到底。 ( 注 14 )

   法國如此地拒絕美國所提議的進攻方案的好意﹐美國的悶氣不禁又重發了。那瓦爾的計劃部份地減退了美國的憂心﹐但這個新戰略在政治意義上卻付出了較大的代價﹕美國的誤會。

   1952年11月﹐保大的私人軍事顧問馬肖-阿歷山利( Marcel Alessandri )建議﹕那瓦爾的綏靖計劃應該包括越盟活動中心的地區﹔法國遠征軍便可採取進攻的計劃。由於創立了由越南人指揮的輕騎步兵營隊﹐有效率的越南軍隊卻大量激增。如此的軍隊也為加速軍官的形成提供了個平臺﹐補充進攻計劃的不足之處﹐同時也足以大大地減少稱為新營隊軍事行動的危險。

    1953年2月﹐法越軍事委員會採用了上述的計劃﹐原因是為了必要地回應法國所簽訂的歐洲共同防禦條約的責任。實際上﹐若更多的法國軍隊撤離印度支那﹐也不使法國國會有機會能保證在德國西部地區增兵﹐美國國務卿福斯特-杜勒斯 ( Foster Dulles, 1888-1959, 艾森豪威爾時期之國務卿, 1953-1959, 譯者注 ) 對此也早已意識到。 ( 注15 ) 然而﹐一旦這個事實出現﹐兩種政策亦可能實行。根據法國與殖民地國家聯繫部部長攘-勒杜諾( Jean Letourneau ) ﹐動用有效的越南人營隊擊破了越盟力量﹐如此就不要談判來解決問題。 ( 注 16 ) 相反﹐堅持以執行歐洲共同防禦條約為首要任務的顧問委員會主席惹尼-馬葉 ( Réne Mayer ) 認為執行那瓦爾計劃只不過是為“榮譽地撤出”印度支那的一種最為簡單的途徑。 ( 注 17 ) 當然﹐要求艾森豪威爾政府支付那瓦爾計劃的費用的馬葉先生要隨時留意艾的表態。1953年3月訪華盛頓時﹐他讓勒杜諾對艾答允“在兩年的時間內把越盟的力量減為不用操心的因素﹐只要中國或蘇聯不增加對越盟的援助”。 ( 注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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