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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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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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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连新任猴王也对“猴妃”悼念先王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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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念国民党反革命罪邪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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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鼠当春又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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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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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永不熄灭的烛光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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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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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赵达功扑灭不了《零八宪章》的火种
·从新闻报道看警察权的膨胀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与曹长青商榷:《零八宪章》是“谏言”吗?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我作为政治犯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下)
·新华社,不说“情绪稳定”你会死啊?
·瞧,这就是党报总编
·看,党报记者如此“采写“新闻
·六四的校园静悄悄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最牛的“征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
·死刑犯在看守所遭受的活罪
·一位麻风病致残者的辛酸劳作
·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共产党被“枪毙”与如此“口交”
·温家宝提政改:叶公好龙而已
·荒谬绝伦的党报职称论文
·实名制购刀还不行,建议配套“持刀证”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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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来源:观察
    直到近中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四九年前蹲过国民党监狱的陈然、叶挺、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等,当年的罪名也是“反革命”。虽然身在敌人的监狱里,但信念一点也没有动摇,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狱中写下了不少言己之志的诗歌,如陈然的《我的自白书》,叶挺的《囚歌》等。当年,我对这些真正有信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敬佩得不得了,曾经如痴如醉地背诵过这些诗歌。哪曾想,2005年,自己会仅仅因为四篇说共产党没有穿衣服的文章,也成为了不是反革命的反革命,蹲进了共产党的监狱。所谓的“革命”,看来,就是使得自己从监狱里逃脱出来,把另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人关进去。
   
   在监狱里我也写了些诗。不同的是,我这些诗,一是没有谁 “润色”过,因此,我那些所谓的诗的水平,也就原生态于打油诗的水平。二是我这人信奉君子不党,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我的诗歌,当然没有那些共产党革命家豪壮,堪上课本,堪为样板。我只是表达我的所见所闻所想,至多,也就表达了我的愤懑,我的不服。或者说,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好在,这些诗歌,无疑也是专制政权监狱真相的一部分,历史价值,毋庸置疑。
   

   好了,书归正传。
   
   一碗水饭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
   玉皇若问人间事,“盛世”文章值负钱。
   干哪行吃哪行,监狱吃犯人,乃是“天经地义”的。不要钱的饭,据说,每个月也就八十多块钱,凭这点钱,看守所供给犯人的,也就是干米饭和“玻璃汤”。要想吃得营养些,换换口味,就得自己花钱买看守所的高价加劣质食物。
   
   看守所清早那顿早餐,说是稀饭,其实是典型的“水饭”:用头天吃剩的米饭加很多水和成的。喝着这样的难以下咽的水饭,想到自己仅因为四篇文章,饭碗没有了,以后的退休工资没有了,还得为了请律师等花去许多冤枉钱。我将吕蒙正的《祭灶诗》:“一碗清汤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乱世文章不值钱”诗略改几个字,使得这首古诗以上面新面貌出现,让它焕发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
   
   2006年上半,花钱定做的汤菜,不管名称上叫做什么,统统都有洋葱和洋芋。天天如此,顿顿如此,数月如此,吃得犯人怨声载道。这年4月3日中午开饭时,对着满盘、满钵洋葱、土豆,大家唏嘘不已。我和也喜爱诗词的一个犯人说:在监室门上题写几个字:土豆斋。他说:给你个雅号:洋葱居士。恰好,这时有人放了个“洋葱屁”……我的灵感来了,出口成诗:
   
   
   洋葱居士土豆斋,监室雅称何处来?
   打嗝放屁知食谱,附庸风雅为遣怀。
   面条,“干部面”才是正宗的面条,犯人面则是面不面、粉不粉,质量十分可疑的那种,五元钱一碗,质量较之外面三元一碗的那种,不可同日而语。一天上午,我定的肉末面条来了。一看:那几粒肉末,名副其实的屈指可数啊。身体是本钱,没办法,还得吃,开始搅拌面条。谁知一动筷子,那金贵的肉末,竟然有几粒令人痛心疾首地掉到了地下。吃完之后,还在心疼加心酸着,于是,赋诗一首,抒发愤懑:
   
   
   碗中肉末报报数,一二三四最多五。
   三粒躲进牙缝缝,两颗遁土无觅处。
   苏东坡有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却从一夜之间,从一个“人民”记者,被强扭成了“人民”敌人,为什么?还不都是因为自己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有一颗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还有一张不信奉沉默是金的嘴。唉,众人皆醉,独醒何益?子孙后代,还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更适合中国国情,更适合生存需要啊!
   
   转念一想:不对,难道,我愿意子孙后代都与那些下流无耻的党棍、官僚为伍?呸!那可不行。
   
   苏东坡前两句清醒,后两句糊涂。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过文革、牢狱等洗礼的我,当然比封建官僚觉悟高,我可是四句都清醒:
   
   
   人皆养子望清醒,我被清醒误一生。
   仍愿子孙清且醒,不团不党不公卿。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狱中困了两年,也度过了两个特别的,煎熬人的春季。春天里来百花香,若不是会“连累”自己的亲人,我还真巴不得那百花都为了我,为了天下所有政治犯、良心犯罢开。春风一吹,片片粉红的桃花李花,竟然善解人意般不知起自何方,飘飘洒洒,从顶部铁网空隙之间,掉进监室里来。反林黛玉之道而行之,我将粉嫩的花瓣收集起来,放进书本里,并欣然赋诗一首:
   
   
   墙外春风细细吹,墙内桃花片片飞。
   落红岂是无情物,飘尽铁窗报春归。
   自记事以来的四十来年中,年年都要到祖茔上,为我过早逝世的母亲和十多年前逝世的祖母等扫墓。一到清明时节,监狱外面扫墓的鞭炮声和纸灰,都会钻进、飞进监狱里面,弄得不能扫墓的我,以及狱友们像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情般惭愧,甚至掉下泪来。感叹于此,我将杜牧的《清明》即景翻写成如下句子:
   
   
   清明时节泪纷纷,此间谁人不断魂。
   不是数典我忘祖,监狱里面怎抽身!
   2006年元月份在二号监室的时候,与一个姓徐的局长和一个姓唐的副县长成了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敌人,当然可称“同志”——在外面,一呼百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兴干洗碗抹地板这样的家务活?可是你看,他们二位,今天值班哩,一个在洗碗,一个在抹地板。平等二字,在监狱外面影子都没有,在监狱里面,嗨嗨,有点意思。幸灾乐祸而又诗兴大发的我对他二位说:“我刚刚作了一首诗,念给二位斧正。”说完,也不管他二位爱听不爱听,就吟诵开了:
   
   
   平等二字何在哉?二号监室钻进来。
   唐县弯腰抹地板,徐局蹲身洗碗筷。
   定菜轮流来做东,患病相互会关怀。
   铁窗反无三六九,官场陋习快滚开。
   2006年4月,反美“英雄”萨达姆受审,次次出庭手持《可兰经》,在庭上,还指手画脚、目无法纪地为自己辩护。可是,党媒却一个劲地报道说,萨达姆在狱中受到种种非人道待遇等。想想自己,在高度民主国家监狱里,亲友几次欲给我一本《圣经》,都被狱警无理拒绝。甚至是他们制定的宪法、法律,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也死活不肯给我看。民主与专制,谁对自己的统治更有信心,由此可见一斑:
   
   
   谁说老萨待遇差,看看电视再发话。
   过堂高擎可兰经,受审指手把脚画。
   可笑、可恼李元龙的无知,他以为他与其他犯人是平起平坐的,宪法、法律上写有的权益,他理当享有。所以,他对通信啊,会见亲人啊,甚至更荒唐地对取保候审啊,缓刑啊这些都曾经充满着幻想。可是,最后的判决下来,执行通知也来了,看守所在特务的捣鬼之下,连已决犯走出监室劳动的“好事”,也轮不到他的头上。2006年年底的一天,正为此愤愤不平呢,一只蚂蚱从铁门底下钻进监室内来了。对关在监狱里的人,这也算是稀罕物了。我向它招手:到我这里来!另一个叫徐万才的和我争粉丝:他是政治犯,别理他,到我这边来!
   
   嘿,可恨那小小的虫子,竟然和特务们一个鼻孔出气,真跑到他那边去了。为此,我作诗解闷:
   
   
   蚂蚱蚂蚱真可爱,请你到我这边来。
   我才不理政治犯,我是来找徐万才。
   你说气人么,在中国,政治犯就是这样的处境。
   
   以下,是身在狱中的我所作的题为《两个李元龙有感》的诗及序。
   
   尚未失去自由前的一天,在好奇心驱使下,于搜索网站键入“李元龙”三字。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搜索到的内容,竟然全是死后被“追认”为“农民的好支书”的南京某村李元龙。不说别的,这所谓“支书”,明明是共产党任命,为共产党所用的,再地道、再正宗、再无可辩驳的党内职务,它怎么能被强扭成“农民的”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强农民之大奸。
   
   身在“人民”铁牢里的我今日想起此事,再联想到共产党开设的法院,甚至是共产党员直接审判我这个“攻击”、“诽谤”共产党的人的荒唐劲,摇头复摇头,浩叹复浩叹——名姓相同,一为他们的死宠物,一为他们的活敌人,待遇之悬殊,真是天壤之别啊!
   
   
   元龙两个走运了,同时成名网上炒。
   一为南京村支书,一为记者毕节报。
   支书因死树楷模,记者为文陷铁牢。
   自歌自颂自陶醉,我告我审我需要。
   言正是反反是正,判好为歹歹为好。
   滑稽闹剧正经演,庄严审判荒唐搞。
   愚民愚党知不知,罪人罪己晓不晓。
   钟可倒拨时永进,白可说黑色不调。
   名姓虽同遭遇殊,谁歹谁好天知道。
   中共的检察官,法官都说我是个“道德品质非常好”的人,某国安也说,我的事“一点也不丢人”。出狱以后,我在申诉书里如此写道: 检察官、法官大人们,你们知道好人李元龙在监狱里面对“重新做人”的劳改目标,是有多么的哭笑不得,有多么的无所适从吗?请看他在无可奈何中写的诗:
   
   
   干部管教是好的,点头直如鸡啄菜。
   重新做人也容易,弃善从恶就行噻。
   是啊,要让一个好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除了“弃善从恶”,还有其他路子吗?没有。是的,判我为你们的敌人,起码产生了常识和司法两大悖论:一、以好人为敌的人,只能是坏人;二,强迫好人“重新做人”,这违反法律初衷,有悖文明宗旨。
   
   2007年7月初,连续个把星期晴不晴、阴不阴的闷热天气,让狱中之人倍感郁闷。7日凌晨,突然响起了罕见的、震耳欲聋的炸雷,下起了一泻千里的大雨。这,让我感到畅快而振奋。起床后,我写下了题为《7月7日闻雷声雨声》:
   
   
   不阴不阳时何久,夜来白云忽苍狗。
   振聋发聩雷怒炸,荡污涤垢雨横流。
   心安理得良民喜,魂飞魄散魔党忧。
   平明仰望公义日,狱中尤盼重自由。
   据小道消息,贵州国安献礼心切,对我的事情不讲“技巧”,小题大做,遭到上面的责怪。是啊,如果不逮捕我,甚至如果只判我个缓刑,如今的我,敢写一文半句吗?我那二十来岁就写的退团申请等等他们最不待见的东西,即使会有见天日的那一天,会早至2008年之前吗?生存是第一要务啊,谁不知道。可是,他们这样一抓,一关,一判下来,正如省高院那个吴法官说的那样,我“出大名”了,从一个不入流党报记者蜕变成了有国际头衔的“作家”。凡此种种,使我想起了2006年10月17日在狱中写的一首诗:
   
   
   少年立志当作家,不想成名在一抓。
   多谢党啊栽培我,化朽为奇真伟大!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的两年牢狱经历,确确实实有失有得。并且,我失去的,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我得到的,却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2007年4月20日,我就在狱中预备下了一首写《给昔毕节日报》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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