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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碰到的几个警察

   ——王亚法
   
   小李逵一口气杀了六个警察,从人道角度说,确实也太残忍了一些,警察尽管被群众骂作“狗”,或者更难听的,但毕竟他们也是人,是上有父老,下有子女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一旦罹难,他们家庭的悲痛,和小李逵家的父母是一样的。因此我几次打开电脑,想为他们写些东西,题目也拟好了——《为六只替罪羊唱挽歌》,但难于拿捏分寸,最终只好作罢,因为太同情警察吧,怕被网上百分之九十五的读者,声讨我为强权舔痔吮痈;太同情杨佳吧,又怕被外国朋友骂作神经病,一个受过教育,心智健全的人,怎么可以站在杀人犯的立场上说话。
    既然本文一开头提的是警察,我就只好围绕着警察的题目继续说下去,说说这些年来我在中国,亲自碰到的,有关警察的故事。
   

   一.看你吃饱了撑着
   
    从香港出发,过了文锦渡关口,踏上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地,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优越性”,什么叫“两个制度两重天”,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什么叫“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总之,能使你遐想的机器开动起来。
    在文锦渡广场上找了好一阵,就是找不到乘TAXI的所在,我一路找着,发现前面有个警署小屋,正想前去问讯,屋里出来一个警察,我礼貌问:“请问TAXI扬招点在哪里?”
    那家伙嘴里含着牙签,漫不经意地朝一个方向挥挥手。
    我又说;“这里没有指路牌很不方便,你们可以竖一块,方便群众。”
    那家伙突然停下,瞪大眼睛,吐出牙签,狠狠说:“看你吃饱了撑着!”
    我本想发作,但立刻一个念头使我冷静下来:咱们当年不就是惹不起躲得起,才流亡到海外去的吗?何苦!
    是的,我在澳洲吃饱了没有三聚氰胺的牛奶,没有滑石粉的面包,没有孔雀绿的海鲜,没有化肥的水果,没有苏丹红的鸡蛋……撑着,犯得着和你斗嘴吗?
   我目送他威武的脚步,怔怔地想着。
   二.你有钱,就给他一点嘛
   
    我回上海探亲,一个坏家伙上门来敲诈,剪断我的电话线和宽带。我打110报警,警察来了。
    警察先问我:“你在外国做什么事的?”
    “做点小生意吧。”我随口回答。
    警察转身问坏家伙:“你为什么跟他要钱。”
    “我给他家装修,他还欠我五千元。”
    “我的装修一年前就完成了,钱早已结清,并且立有字据。”我愤怒道。
    警察打断我道:“你从外国回来,你有钱,就给他一点嘛!”
    “什么?”我来气了,吓唬他说,“你不问经过,就这样处理,还有原则吗?你刚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没有正确回答你,现在告诉你,我在国外帮国家做事的,你今天这样处理,如果我向我的领导汇报,你会倒霉的!”
    警察听完我的话,转过身对坏家伙吼道:“你没有凭据,上门敲人家的竹杠,看我不抓你起来。”
    坏家立刻软了下来,灰溜溜地走了。
    警察朝我笑笑问:“先生,就这样,请问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要求……我没有回答。
   我在想契珂夫短篇小说,《变色龙》中的巡官……
   三.人家家里的事我管得着吗
   
    从黄山风景区旅游回来,在黄山市乘火车回上海。黄山市以前叫屯溪,建市后改叫“黄山市”,就此,屯溪——这个历史悠久,美妙非常的名字就消失了。就像具有二千多年历史,曾出现过许多历史故事和人物,甚至诞生过故宫总设计师蒯祥的吴县一样,一九九五年建市时被改作了“吴县市”,据说当时的县领导,问当届总理,建市后吴县叫什么名字好,总理随口说:“就叫吴县市吧”。一个地方名字里,既有“县”又有“市”,倒也热闹,不得不佩服那个被群众称作草包的总理想得出来。假设请作者来取名,从“泰、康、民、安”四个字中,抽出任何一个字替代“县”字,都比那个“吴县市”强得多。
    我在候车室里挨着,在检票处的旁边,一个十来岁的男小孩突然跪倒在一个中年妇女面前,撕心裂肺地哭喊:“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你不要走啊……”霎时一大群人上前围观。哭闹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值班的警察来了,他上前看了一眼,就不闻不问,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当他经过我面前时,我忍不住道:“在候车室里大声哭喊,什么影响,你怎么不去管一管?”
    警察见我大声发问,不由朝我盯了一眼。他没有想到在他的领地上竟然有人敢对他大声说话,他想发作,但似乎又感觉到什么,只是朝我又瞪了一眼,扭头走开。
    检票开始了,他过来打开我座位旁的一扇栏杆,那是一个没有检票人员的通道。我知道他的用意,这时候只要有门开启,多数人就会涌入,如果我中他圈套的话,他就可以惩治我。我毕竟在外国生活过那么多年,懂得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哪会中他“引蛇出洞”的奸计。
    我随着队伍通过检票口,那警察见我没有中计,终于忍不住了,追上来大声喊:“那个戴眼镜的站住!”
    我早有思想准备,停住脚步,等他上前。
    “他妈的,人家不说话,你就多嘴。你知不知道,人家夫妻离婚,老婆要去上海打工,儿子不让她去,跪在地上哭泣,清官难断家务事,人家家里的事我管得着吗?”这家伙大声嚷嚷道。
    这时另外两个警察冲上来,气势汹汹地问:“什么事,什么事?!”火烟味十足。
    我冷静地对那个警察道:“第一,请你嘴巴干净点,人民警察不要他妈的。第二我问你,你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事发生在他们家里吗?这是不是你管理的地方?”
    那家伙继续气焰嚣张:“你是什么人,出示你的身份证!”他企图从我身上找出一点岔子来。
    “我没有身份证的!”我回答。
    “没有身份证?”那个家伙更来劲了。
    还是其中奔过来的一个警察老练,提醒道:“你有什么能证明你身份的证件吗?”
    我从皮夹子里翻出一张澳洲的驾驶执照,递给他,上面有我的照片。
    那家伙翻弄着满是英文的硬卡,问:“这是什么东西?”
    我嘲讽地看着他,没有作声。
    他又问:“这是什么东西?”
    我终于开口了:“你连这个也不认识,证明你业务不熟悉,你配当一个人民警察吗?”
    那家伙想争辩。
   我用教训的口气道:“告诉你,一个多小时前你们的安全局长刚请我吃过晚饭,你不要没事找事。”
    那家伙突然哑了口,把驾照还给我。
   “你既然拿去,就叫你们的领导给我送来!”我转身朝软卧车厢走去。
   这时另外一个警察追上来,在车门口拦住我,双手递上我的驾照,满脸堆笑道:“对不起先生,别见怪,他只是例行公事。”
   我教训了他们几句,眼看就要开车了,我接过驾照,对他说:“我记住了他的警号826XX,这事我与他没完。”
   “是是……”他答应着,转身离去。
   这时我背后一片议论声:“这个人胆子真大,敢教训警察……”
   “乖乖,不得了,狠的……”
   回到家我给黄山市委领导写了一封反映信(此信已于二○○五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三寄“安徽省人民政府”,信抬头写给市委),当然结果是没有的。
    事后我想,幸亏我是外籍人,如果我是中国人,他会对我怎样?如果我是孙志刚,他更会对我怎样……
    去中国的旅行,在国民统治时怕的是土匪,在共产党领导下怕的是警察。
   
   刚要杀青本文,突然脑子里涌现乾隆时的郑板桥。他在潍坊当七品知县官时,当地赌风盛行,郑公一时兴起,成立了一支捉赌队,企图一夜之间煞住赌风,谁知捉赌队的素质和当今的“警察”、“城管”、“协警”一样,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给百姓带来的骚扰更甚,郑公知错即改,立即解散捉赌队,惩治作恶者,并撰告示,对受害者赔不是。
   一个封建皇朝的七品小官尚有如此雅量,敢问吃喝嫖赌都向人民报销的衮衮诸公,你们有吗?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此文于2008年12月2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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