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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具和苦难——周策纵先生逝世周年祭

来源:多维
   旅美中国学者兼诗人周策纵(字幼琴)教授,二○○七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时于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镇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三月间我与内人曾去拜望,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周夫人吴南华博士告诉我,先生的脑部功能已经不可能恢复。六月去洛杉矶参加“反右五十年讨论会”的时候,听蒙特利公园常青书店主事的女士说,策纵先生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我无幸是他的学生,但在他失忆前的最后岁月,有幸成为他的一个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极大的哀伤。
   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具和苦难——周策纵先生逝世周年祭

   学者周策纵。
   

   二○○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周策纵先生主讲的‘胡适讨论会’,那天我随手带了一册《胡适杂忆》,策纵先生会间休息时下席来坐在我的身边,见到这本《杂忆》就翻了起来,他侧身对我说:“序是我写的,这次出大陆版,唐德刚分了几十元稿费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书。‘我平时读书是翻到哪里读到哪里,根本就不读序,于是觉得非常尴尬,会间赶紧读了这篇序文,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策纵先生。
   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随司马、策纵等先生往访唐府,唐先生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起头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开门时竟问策纵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风生了,唐夫人吴昭文女士很高兴,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策纵先生从进门始,就谦谦地坐在一旁,面带欣赏的微笑,不时还被德刚先生的连篇趣言逗得扑哧喷笑,两个老朋友就象一对濡沫的兄弟。
   那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准备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本想请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见到唐先生的状况,就没有启口,回来的路上把书稿给了策纵先生,他在车上就读了起来……这一读,勾起了他的许多想法,耗去四个月时间把‘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发表在北京《读书》和台湾《历史月刊》上。我认识他以后的两年中,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和论文,还经常与我通电话,但不久后他的记忆开始衰退,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后一篇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竹山湾的一个士绅家庭,乃父周鹏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入幕讨袁军,失败后逃亡日本,后来回乡主持达孝中学(今祁东一中),诗文名重三湘。策纵先生说他的父亲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只有那些旧学深厚,而思想新锐的人物才对其有关注、有建树。
   陶铸也是祁阳人,少年时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策纵先生说陶铸与他父亲熟识。陶铸为人很坦白真诚,在中共党内地位很高,长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与毛泽东的关系特别好。可是他的父执辈朋友周鹏翥,却在一九五二年被祁阳地方从广西桂林抓回老家,由乡间的土改积极分子决定‘就地正法’,一个辛亥老人就这样被‘无绅不劣’的意识形态草菅了;而陶铸本人也因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后的‘文革’年间,从政治的巅峰上坠落而死。中国的精英和志士,就这样一茬一茬地被剿灭或自噬了。
   策纵先生和小他五岁的弟弟策横,都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政府培养党务和行政人才的学府,课程设置与大学文科一样,教授阵营也非常杰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学生在校不愁衣食,毕业不愁失业,因此也为窘困而优秀的流亡学生趋鹜。马英九的父亲马鹤龄是低策纵先生一班的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因此非常要好,马英九结婚时还给他发了请柬。要是策纵先生活到今年的话,马英九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令他很高兴。
   策纵先生一九四二年从政大行政系毕业后的几年,现在外间的说法是:“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一九四五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所执笔的。‘(见《百度》或《维基百科》)
   然而,策纵先生告诉我,一次军委会上蒋介石点名林彪分析国际形势,他也在场,林彪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庆与周恩来合作从事统战,并蒙蒋介石多次召见(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九四五年前策纵先生名义上是在重庆市府供职,实际参与中枢工作。而《新认识》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庆市府的门面,主编刊物只是他的兼职而已。
   策纵先生曾经赠我一册《周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来、鲁迅、韩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纵的小传,在他‘一九四八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页边插叙‘删去我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为蒋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陈果夫、陈布雷荐他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的事情。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正式名义,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具和苦难——周策纵先生逝世周年祭

   周策纵55万字的英文专著《五四运动》(一译《五四运动史》)一书,是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著作,在中国大陆有多种中文译本,这是其中一种。
   策纵先生告诉我,那时他还是单身,就住在总统府里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他说蒋介石生活很简朴严谨,但为人又比较固执,还说蒋的旧学功底也还不错,对王阳明的那套知行学说搞得很清楚。宋美龄的作风很美国派,对下属客气随和,没有专制的作风,但生活却很奢侈,胜利前后人民生活困苦,她还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惯。
   德刚先生告诉我,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喜欢周策纵,但周策纵却不喜欢他们,而且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经历,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有一次,策纵先生无意中与我谈到台湾的一家‘三民书店’,他说‘我原以为那是一家国民党办的出版社,因此什么书都不找它出,后来才知道它是专注学术的,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从这个小小的‘误会’中,可以看出他后来与国民党已经很生疏隔膜了。
   南华女士说策纵先生在侍从室工作期间,曾经写了若干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败和内战形势争相愈下,蒋介石也不可能对他的建议有积极反应,于是他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决心辞职到美国来留学,鹏翥先生在家乡变卖了田产,分予纵横兄弟各黄金四条,自是希望他们统统远走,策横先生将自己的一份让给了手足。临行前策纵先生去陈布雷处道别,陈对他说了一些很悲观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陈布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月以死了断了自己对党国和领袖的忠诚。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中国命运决战的时期,也是策纵先生最接近中国权力中心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他还说:“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后始成行。‘(刘作忠’浮海著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蒋介石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陈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纵们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于国事无补救,可见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格和学识的欠缺。而国民党里发生过的事情,后来又在共产党里重演。周策纵的地位或许很象毛泽东身边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纵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却被吓得‘畏罪自杀’,专制主义能在中国愈演愈惨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传统的问题了。
   传统社会‘士’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则是读书人贴附权力的道路,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群体,即以为中国没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读书人。但策纵先生不然,得到了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无所顾惜地放弃它;而且出了一个营垒,不进另一个营垒,他是‘不仕的士’的范例。
   策纵先生在美国进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德刚先生进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重庆读的是中央大学,然而德刚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纵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两人在重庆时就认识了。德刚先生说‘湖南骡子’与‘安徽老母鸡’言音不甚通,所以相闻声而不多相往来,但在纽约的一次亚洲学会上重遇后,策纵先生每到纽约,两人‘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适杂忆》序)
   德刚先生在重庆就有文名,来美国后与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学,于是就为林家父女办的《天风月刊》写文章,后来林语堂举家去了南洋,《天风》息影,一群‘文渣诗孽’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白马社出了许多名人,当年却有许多趣事,德刚先生说他曾经主张社内不能谈恋爱,但是清规戒律约束不了少年争情,青春烈火终于焚毁了这座象牙纸塔。
   要说白马社是泛文艺团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青年诗社,导师兼招牌则是主张白话新诗当时也流寓纽约的胡适之。胡适之虽然反对旧诗,对旧诗的品味却很高,他对这群文学青年的旧诗评语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内容则大多贬如‘无病呻吟’或‘陈言未去’,惟策纵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够格诗才。
   唐著《杂忆》说:“密茨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笔者也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番。江郎才尽之时……就只好相应不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覆信每如蜗步缓;论交略胜古人狂!“……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策纵可以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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