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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权威的高论与杨佳案的现实

   
   
   本文原题为《中国法治迈向何方?》,来自凤凰卫视本周“世纪大讲堂”节目,演讲人是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但杨佳的被处决似乎构成了对江教授滔滔雄辩的有力反讽,因此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但并无对教授不敬之意也。
   
   现年78岁的江平号称中国法制改革的旗手,是50年代初被选送苏联深造的法学权威,堪称满腹经纶。然而,尽管当天他是有备而来,仍然没有道出问题的要害:党大还是法大?

   
   是江平不知道答案吗?非也。他说过这样精彩的话:
   
   在我们之前全世界有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垮台了,那为什么垮台呀,它垮台的里面总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那儿,我们怎么能够把它来改掉,我想这是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人治和法治。
   
   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市场秩序的排名和我们的足球排名一样都继续往下降,因为我既关心足球,也关心市场秩序,可惜这两个都是很不如人意的,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很好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的我们的国家和自治,社会自治,这两个方面的情况。
   
   在前一段话里,他实际承认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搞的是人治。他认为,改革三十年,中国的法制建设是从无到有,从公到私,中国正在朝法治国家的轨道加速。但他没有明言:现时大陆说到底还是人治,党大于法。
   
   倘联系到杨佳一案,这个问题更是昭然若揭了。正因为公检法之上有政法委,所以可以实行“一元化领导”,只要被定为大案要案,则办案效率奇高。君不见,7月1日杨在上海手刃6名警察,次日其母王静梅就在北京家中神秘失踪。而后在精神病院里签署“授权书”,让身兼闸北区政府律师的专业人士为其子辩护。而后者竟在接案伊始就宣称当事人难逃死罪!至于一审完全违背法定程式,实行秘密审判;关键证人七名上海员警拒绝出庭等项,更是备受质疑。尽管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却置之不理,悍然快速核准二审的死刑判决。
   
   上述骇人听闻的事实,江教授不会一无所知吧!能说“中国正在朝法治国家的轨道加速”吗?
   
   后一段话谈到市场秩序。江平说这方面中国的世界排名位于110位。其原因在于“国家权力非常庞大,国家什么都可以来干预,就容易造成它的反面,。。。国家成了官僚机器”,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这里面讲“国家成了官僚机器”,倒是一语中的。警察属于官僚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而杨佳母子这样的平民百姓,便沦为官僚机器肆意压榨的对象。他们饱受欺凌,欲讨一个“说法”而不得。绝望之余,杨佳只好铤而走险,逼上梁山,自己给对方一个“说法”: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酿成六四三伤的悲剧。追根溯源,乃官僚机器不受监控的结果。
   
   在艾未未领衔的一封为杨佳呼吁特赦的公开信中,将杨与29年前的蒋爱珍作类比。其实,该信署名者有所不知。蒋爱珍开枪杀人离不开当时的背景:文革遗留的“派性”斗争。被蒋枪杀的医生李佩华夫妇等三人均为原先受压的“造反派”,出身不好但受教育程度高。蒋和其兄的老战友张国政,则是“根正苗红”而文化水平较低,属“保皇派”。案发时正当“揭批查”之际,张正受审查。李等出于报复污蔑蒋张有性关系,蒋不堪名誉受损而走极端。案发后《人民日报》记者的长篇报导实际偏袒“保皇派”,误导了全国各地广大读者,造成“民意”一边倒地同情蒋,而根本不晓得死者李佩华夫妇和钟秋两家都留下年幼的子女。结果蒋只被判15年徒刑。认真分析起来,当年新疆高级人民法院这个判决并不公平,不足为训。只能说是中国欠缺法治的一个例证。
   
   说回江平的演讲,他有几个观点是引人深思的,包括“人权也是硬道理”,“法律有善恶之分”,“司法独立要讲条件”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可考虑直选”。
   
   邓小平曾讲“发展是硬道理”,江平对此完全认同。他说:发展“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分,那么人权有没有啊?我看也没有。”这对于近期疯狂叫嚣不存在“普世价值”的徐天亮之流极左派理论家,无疑是一记有力的耳光。从杨佳遭受警察暴力对待,和其母被绑架到公安系统控制下的精神病院达132天,也可看到现时中国人权状况之一斑。这个“硬道理”还远远硬不起来。
   
   对于大陆80年代以来从无到有先后出台的各种法律,江平并不是全盘肯定。他提出应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是否利民为标准,区分善法与恶法。例如《物权法》属善法,《游行示威法》则属恶法,因为后者实际限制民众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对《行政诉讼法》的肯定却未必合适。假如杨佳若可以循民事途径控告上海芷江西路派出所的话,其袭警案就可能不会发生。正因为杨求告无门,这才决定由自己给对方“一个说法”,走上了两败俱伤的不归路。
   
   江平又认为,由于目前法律本身不独立,要受人大监管;法院腐败严重,加上法官水平不高,如实行司法独立将会出现更多问题。他这样说等于对“三权分立”说“不”,无论对错,俱属一家之言。不过就杨佳案而论,是否司法独立确实不会有什么区别。在当前的体制下,杨佳绝无可能有别的结局。
   
   谈到与人权、民主有关的选举办法,江平表示,既然非洲一些国家都可以直选总统,那么,中国即使不能照样实行,最低限度全国人民代表应可由直选产生。但现在连这一点都不能考虑,难道我们的国民素质就如此不堪?
   
   这倒引起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杨佳案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出来为之仗义执言,无论其户口所在地的北京市,或是案发地上海市均如此。尽管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天南地北无不议论纷纷。从这个意义上,大陆中国的民意代表对选民利益的关注,肯定比不上非洲国家直选产生的议员。
   
    呜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
   
    (08-11-27)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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