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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德国漫笔之五)

来源:观察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受伤的民族”内民族的或后民族的预言家,仍然是一群关键人物。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
   忏悔,还是不忏悔,这是一个问题。
   及时忏悔,还是延迟忏悔,这也是一个问题。
   二零零七年夏天,一直享有“德国的良心”之美誉的德国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其回忆录《剥洋葱》出版前夕,突然公开他自己曾经参加过纳粹党卫军的事实,并告知在书中将对这段经历作详细回忆与深刻忏悔。此信息导致的轰动效应,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为格拉斯本人所未曾料到——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德国总理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格拉斯的传记作者于尔格斯在媒体上发表评论说:“如果他早一些承认十七岁加入了党卫军的历史,没人会在意的。但是现在,从道德角度看,人们已对他所说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于尔格斯甚至认为,君特•格拉斯这份“有点虚伪的忏悔”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学者廖天琪评论说:“格拉斯作为一名卫道者,数十年来总是对德国同胞耳提面命,要求社会和个人反思检讨历史。……他在步入暮年时,竟掉过头来给自己一耳光,把不可告人的秘密公诸于世。让人如何理解?他以前是伪君子、懦夫吗?……德国和全球媒体现在都在谈论格拉斯的迟来的忏悔。”六十一年的沉默,很难让人不打上一个问号。
   当《剥洋葱》一书出版之后,果然造成了洛阳纸贵的态势,该书成为近年来德国图书界少有的一本畅销的严肃读物,也迅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出版之后,我立即购买了一册。当我读到这样的段落的时候,格拉斯在我心目中的正义凛然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我当时把党卫军视为一支精锐部队。……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S字母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还在,谁也无法减轻。”“我接受坦克兵的训练,秋去冬来,麻木不仁。虽然在那年秋天和冬天,我没有听说过那些后来才曝光的战争罪行,但是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有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罪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面对这位八十多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忏悔,你能说他缺乏足够的真诚吗?但是,我又不禁如此追问道:忏悔是否可以不分先后?迟到的忏悔难道依然还是忏悔吗?
   长期以来,格拉斯被当作当代“最敢说真话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一。我在访问德国期间,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交谈,他们每当提及格拉斯的时候都充满敬意,格拉斯已经为一个需要人们高山仰止的“教父”般的人物,即便他的论战对手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称赞说:“格拉斯在文明和文化领域里打了许多战役,他始终不渝地在为正义、自由和民主奋斗。”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称赞说:“格拉斯提出了另一种世界观。它将帮助我们去抵御那种极其狭隘的小团体主义的诱惑力而有利于全人类这个大团体。”波兰作家米洛兹亦称赞说:“格拉斯的文学创作是对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战争所发出的抗议的呼声。这是一个使历史不被遗忘的尝试。他的文学使命在于,对自己国家的人讲真话。”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名以来,格拉斯一直严厉批判一切权力和权力者,成为德国及欧洲读者心目的一柄道德标尺。他也是一位最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自从一九六零年代早期以来,格拉斯便较深地介入政治,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竞选,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德国作家的公共角色。他对这一角色的定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充分知情的、对时事抱有一个立场的公民,并且敦促他的同胞以相似的理性方式行动。” 他的这一形象已经被德国的朝野双方所接受,也在公众心中定格了下来。每当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询问:不知道君特•格拉斯对此会有怎样的看法?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在德国有一点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凡是在文化和学术领域有杰出成就的男人和女人,都应当对国家大事发表评论。而且,他们的评论通常当被公众奉为圣旨——在德国,知识分子尚未经历像英美那样一个“祛魅”的过程。有文学艺术才华的人便天然地拥有了巨大的话语权,老百姓对他们的各种外行的说法皆顶礼膜拜之。这便让知识分子陷入自我膨胀。
   从《铁皮鼓》到《蜗牛日记》,格拉斯的许多作品都与纳粹的历史有关,他经常表示,每当提笔写作的时候,奥斯维辛的死者便从毒气室里探头张望他。格拉斯说过:“去讨论罪责的问题是不够的;仅有解释也是不够的,必须公开谴责它,追究它的责任。” 同时,他好像是一名独行侠,对战后西德和东德的政府皆持尖锐批评的态度,并认为奥斯维辛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德国和世界的头上。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他寄希望于通过文学改变社会,他指出:“经常变幻的竞选谎言无法给予人们在逃离后应该得到的东西……只有文学能够补救给世界带来的不公正以及由于驱逐而带来的不公正。”他进而希望“政客们应当寻求作家们的建议”。
   格拉斯是德国国民性最不留情面的批判者,以致有人指责他“反德国”。他好像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那样,从本国、本族的历史中发现了血淋淋的“吃人”二字。然而,有一天,批判者突然站到其批判对象的位置上:人们发现,文学并非纯洁无瑕,不仅政治家喜欢说谎,作家也喜欢说谎,声称最厌恶谎言的格拉斯居然也是一个说谎者!由于其长期隐瞒党卫军的身份,波兰但泽市——格拉斯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其代表作《铁皮鼓》故事的发生地——市议会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对于这位自称“为抵抗时间之流逝而写作”的作家,人们不得不置疑说:为什么延宕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你才公布这一严重的污点?在此前那么长的时间里,你一直占据着高山仰止的道德制高点的位置,义正词严地指责那些纳粹的支持者们,与此同时,你是否扪心自问过自己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
   格拉斯是一名喜欢回忆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回忆录或自传的色彩。他在若干散文、访谈和演讲中,也时常谈及早年的生活经历。早在一九六六年,他在一篇《致一位想要投民族民主党(极右翼政党)票的年轻选民的演讲》中,便用青年时代的经历来劝导年轻一代德国人不要轻易接受危险的极端右翼的意识形态。他说,十岁是自己曾是少年团的一员,十四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十五岁成为一名高炮团助手,到十七岁正式加入陆军,直到被美国人俘虏为止。换言之,他“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一直到十九岁,他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民族有意无意地积累了多少罪孽,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得承担多大的负担和责任。” 一九九九年,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这样谈及本人的履历:“我认为从自己青年时代的政治生活汲取教训,是永久性的责任。战争结束时我十七岁,先在希特勒少年军,后来当空军助理员,最后成为士兵。”在与著名记者哈罗•齐默尔曼的对话录中,他回忆说:“我十五岁辍学后,突然发现自己已身穿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摆脱不了这种制服以及军队生活的阴影:从服役到被捕,在开采钾盐中,头几次都是在营地住宿。”
   这些细节在格拉斯加入过党卫军的经历披露出来之后,更加显得耐人寻味。格拉斯身上曾经穿过党卫军的制服,此前他从未提及,只是提及比较普通的“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隐瞒。格拉斯几十年来一直都不能摆脱的,究竟是那件不值一提的“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还是另一件让人闻风丧胆的党卫军的制服呢?最出色的撒谎的方式,不是全盘否定所有的真相,而是说出次要的真相来,并以此将关键的真相掩盖起来。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魏克德采访格拉斯时,就直言不讳地追问说:“为什么现在才说呢?”此前口若悬河的格拉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变得唯唯诺诺、欲语还休:“我把它埋在心里。我也说不清道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它始终挥之不去。我原以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已经反思得够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我被党卫军征召,却没有参与过犯罪。然而老有一种感觉,有一天,我得在一个较大的框架中,吐露实情。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决定写自传,以青少年时期的自我为题材。从十二岁写起到三十岁止。在这个较大的范围中,我可以敞开地表白。”这段话里,有忏悔,也有辩解,有痛苦,也有掩饰,五味杂陈。
   人的记忆究竟有多么真实呢?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让记忆变得非常不可靠。格拉斯二零零零年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诺贝尔奖得主聚会上说,“回忆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伪装”,甚至可以像儿童捉迷藏一样躲起来,即使如同洋葱被一层层剥开,结果还是难以令人满意。“回忆”是一位“最不可靠的证人,她喜怒无常,经常偏头痛发作,此外还有一个随行就市、待价而沽的名声”。格拉斯在《剥洋葱》中不断自我质疑甚至消解书中的细节,他以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视角开始了这段“回家”的旅途。于是,那最难以启齿的一幕出现了:当时德国军队崩溃之后,格拉斯与一名国防军的一等兵一起逃亡,“是他看了看我领子上的古日耳曼字母,吩咐我换装,并伸出援手使我换成了装。他不可能喜欢我所属部队的标记。由于我,不用多说,他陷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团伙。”他还记得,那个经验丰富的一等兵告诉他说:“要是俄国人逮住我们,看见你领子上的那个装饰,小子,你就完了。像你这类家伙,他们会格杀勿论,给你后脑来上一枪,崩了再说……”
   那么,党卫军与其他种类的德国官兵究竟有什么不同?专门研究党卫军历史的学者指出:“它是恐怖的化身。它执行集体大屠杀。在希特勒帝国的所有组织里,它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极端妄想。SS——用古日耳曼的鲁内文书写的两个字母代表着纳粹独裁最有效最危险的权力工具。‘党卫军’的短短几年内就由无足轻重的卫队发展成了希特勒帝国里的一个国中之国,一个奴隶国家。” 在第三帝国时代,加入党卫军需要经过严格的政治甄别和身体检查。希特勒声称,只有最优秀的日耳曼人青年才有资格加入党卫军。在战争末期,这一标准不得不有所放宽,但对“忠诚”的强调依旧,所以这支部队一直顽抗到了最后一刻,也将杀戮延续到最后一刻——“‘你的荣誉叫做忠诚。’——党卫军响应希姆莱宣扬的这个口号,在前线充当‘消防队’,填漏补缺,残酷地剥削俘虏和劳工,在摩托化的行刑队和纳粹政府的死亡营里无情地屠杀,执行大屠杀——在纳粹国家的所有组织中,只有党卫军能够做到,尤其是只有他们愿意执行希特勒的这一任务。” 如果说普通的国防军士兵声称对集中营和大屠杀毫不知情,确实可能是实情的话;那么,作为党卫军士兵的格拉斯,即便没有参与过大屠杀,但坚持说对大屠杀一无所知,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借助一名战地记者之口说出了心里话:“我看见了这一切,但是一个字也没有写。……我没有学会描写这些。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我就这样学会了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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