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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漫笔之四)

来源:民主中国
   
   士兵变成了职业杀手,政治家变成了罪犯,资本变成了用焚尸炉装备的、庞大的杀人工厂,法律变成了肮脏游戏的游戏规则,世界的自由变成了大众的监狱,反犹太人主义变成了奥斯威辛,民族意识变成了集体屠杀。人们完全出于习惯而说谎,而且每人都能一眼识破阴谋;如果宣称:爱——每个人都会知道谋杀的时间到了;假若提起法律——那时属于偷盗和抢劫者的。
   ——凯尔泰斯•伊姆莱
   访问魏玛之后,我们驱车前去魏玛郊外七公里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这是我在德国参观的第一个纳粹集中营,之所以选择此处,我希望藉此解开一个长久以来困扰我内心的谜团:为什么在在歌德、席勒、李斯特等文化巨人的熏陶下长大的德国民众,突然之间会对希特勒这样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和纳粹主义这样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进而五体投地呢?刚刚在魏玛参观了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居,领略了德国典雅博大的文化艺术传统,我发现人们对每一本书籍和每一页手稿的珍惜,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魏玛堪称德国的文化首都。我相信,那些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大都读过歌德和席勒的著作,听过李斯特的音乐,但这丝毫没有阻碍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行凶作恶、杀人如麻。从魏玛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短短七公里的路程,让我们穿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仿佛从文明的殿堂跌入野蛮的洞穴。
   连气候也是如此。昨日,魏玛城里还是阳光灿烂,天空湛蓝,用沈从文的话来说,“那高而蓝的天空使人想下跪”;今天早上,在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路上,却是大雾弥漫,寒气逼人。弯曲狭窄的山间公路,一直在层层迷雾中向前延伸,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一片片厚重的雾,像棉絮一样,朝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袭来。纳粹确实很会挑选地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位于山谷之间一块宽阔的天然平地之中,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氛围。抵达集中营大门口,刚刚下车的时候,顿时觉得寒风刺骨,宛如从夏天直接进入冬天,这既有生理上的感觉,也有心理上的感觉。二十多米之外的人影即模糊不清,四周像是游走着不计其数的死难者的幽灵,在哭泣,在哀鸣。然而,天气及自然环境的差距,并没有文明的差距大:极其吊诡的是,德国最灿烂和最恶劣的文化竟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拥有最深厚文化传统的人群竟然衷心拥护最残暴的独裁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解之谜。
   一路上,我都在回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esz Imre)的作品。凯尔泰斯于一九二九年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九四四年,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被关进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来又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多年之后,凯尔泰斯这样回忆刚刚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情形:“布痕瓦尔德位于峰峦叠错的山区,坐落在一个山脊之上。哪里空气清新,满眼都是层层叠翠的森林,在山谷下面的小村庄里,用红色瓦片盖成的屋顶使人赏心悦目。浴室在左侧。洗完澡后,你的名字会被写到一本很大的书里,并得到一个‘黄色三角’、一块宽大的布片和一件深浅条的囚衣。在‘黄色三角’的中央,写有一个标明你斯匈牙利人的字母‘U’,在囚衣上还印着一串数字。比如,我的上面印的式六四九二一。他们还向我建议,要我尽早逐音节地学会这个号码的德语的清晰发音。假如有谁再问我的名字的话,我要回答这一串数字。” 那是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故作轻松的视角。
   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凯尔泰斯的身边有无数的难友被折磨致死,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在他的头上。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仍然没有摆脱此阴影。作为幸存者,他一生都在尝试见证集中营的真相。在专制体制之下的匈牙利,他没有创作和发表的自由,只能靠翻译德语作品维持生活,多年来与妻子在一间仅有二十五平米的小房间里艰难度日。这是另外一种囚徒困境。他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我看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一九四五年的崩溃,看到了赤色恐怖在一九四八年的占领,看到了一九五六年的瓦解和一九五七年的卷土重来,等等。这是如出一辙的戏剧!……集中营,大屠杀,通常的精神折磨,侮辱,压抑——这一切成为了日常的实践,与此同时,人们活着,出生,浪费了两代人的光阴,像废料似的被推进历史的垃圾箱里。” 凯尔泰斯认为,集中营中的苦难与折磨,已经成为一种人类普遍性的生存处境。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在德国境内设置的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最初是为镇压德国民众反对法西斯独裁和准备战争而建立的。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此处囚禁了大约二十五万人,其中有五万六千人在此被杀害或被折磨致死。在这里,囚徒必须服苦役,纳粹将他们当作战时经济中的奴隶、牛马不如的奴隶。他们被迫为西门子公司、容克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公司及法本工业公司服苦役,同时接受病毒和饥饿等医学试验,甚至被剥下人皮制造灯罩或其他装饰品。仅仅为附近导弹试验工厂挖掘一个坑道,囚徒就累死了两千九百余人。那些最终获救的囚徒,终生都受着集中营所造成的残疾和噩梦的折磨,比如凯尔泰斯,“集中营”成为他写作的核心主题,也成为他生命的一大障碍——大屠杀的阴影让他放弃了生儿育女的愿望,他不愿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已经发生过并仍然可能发生大屠杀的世界里。
   尽管寒风凛冽、雾气弥漫,但来此参观的人仍然成群结队。许多中小学生团队乘坐大型巴士前来,好说好动、热闹活泼的孩子们一到这里,立即变得像大人一样肃穆庄重。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活生生的历史课程。在集中营旧址的入口处,管理方设置了一个游客服务中心,出售各种关于集中营的图片、画册、书籍和影片等资料。管理中心教育外联处处长达尼尔•哥达(Daniel Gaede)先生早已在此等候我们。他穿着一身帆布工作服,戴着厚厚的眼睛,表情严肃而憨厚,是一副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模样。哥达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原来是一名大学教授,专治纳粹历史。十多年前,他申请来此工作,尽管这里的生活条件不如大城市优越,但他认为这项主要是面对青少年教育的工作更有价值。“让德国的年轻一代永远牢记纳粹的罪行,纳粹才永远不会死灰复燃”,哥达先生说。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规模宏大,围绕在“主营”周边的还有一百七十四个附属的“分营”。尽管保留下来的建筑只是当年极小的一部分,但用一整天时间难以全部参观完。我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所以只能挑选最重要的部分参观。于是,哥达博士便先带领我们参观附近的建筑,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在内的一大排黄色墙面的建筑,是当时集中营的管理者和守卫们的居所。一九五八年,德国政府决定在集中营的原址设立纪念馆的时候,这些建筑都按照原来的样子保存下来,只是内部改作他用。旁边的一栋建筑是如今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可以提供食宿。哥达先生介绍说,每年都有数十万青少年来此参观,以德国的青少年为主,也有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有的青少年和老师在此居住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悉心学习纳粹的历史,并根据这些知识进行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在大堂内,有一位法国幸存者的塑像,这位作家的名言也被镌刻在墙上:“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但文明只有一个。在今天的文明下生活的人类,应当互相尊重,并承担自身的责任。甘地说过,没有东方文明,也没有西方文明,只有文明。所以,人类应当相爱。”
   大楼内设有宿舍、餐厅和活动室等,有点像简朴的青年旅社。哥达先生带我们到顶楼,这里基本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是一处没有分割开的宽敞空间。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装饰,水泥的地板和木头的墙壁,像一处还未完工的仓库。在地上,摆着几十个简陋的木头箱子。哥达先生说,他经常与孩子们在这里上课。木箱子大概是一米长、半米宽、半米高,每个箱子代表着一名囚徒,上面写着囚徒的编号以及他留下的名言。如果学生对某个箱子感兴趣,可以打开箱子,里面有此人的详细资料,如照片、作品、档案材料等等。哥达先生说,他不希望这里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感到恐惧,甚至让孩子们晚上做恶梦;但是,又不能美化集中营的苦难与残酷。所以,他们设计了这样一种教学方法,让孩子们每打开一个箱子,便进入箱子主人那真实的生活空间之中。每一个受害者不再只是一个名字和编号,我们与他们不再陌生,他们的音容笑貌逐渐被我们所熟悉。
   战后,当一个接一个的集中营被发现的时候,当集中营中死难者的人数上升到数百万的时候,大部分德国人都用“不可想象”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惊讶。对此,哥达博士分析说,这个词语背后是自我保护、自我欺骗的心态,正如历史学家卡勒尔所分析的那样,一开始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谎,而后是所有人都与希特勒一起说谎,“希特勒的格言是一个人必须撒大谎,因为没有人相信小谎言,这和马基亚维利的原则完全合拍。希特勒毫不犹豫地实践这个格言。他也毫不犹豫地履行另一种格言,即反复发生的暴行只会窒息而不会唤起对暴行的反抗。起初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他们不愿相信。后来,当他们不得不相信时,他们已经变得对恐怖的罪行习以为常,而把它们当作不可避免的事情加以接受。” 如何才能改造此种默许甚至鼓励谎言滋生的土壤?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哥达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以木箱子为象征的教学道具,通过这种方式将纳粹的滔天罪行展示出来,让所有的参观者都能对此有深入的反省,并产生批判极权主义的力量。
   这里还展出许多来此学习和创作的青少年的作品。有一件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一面墙上陈设着九座一模一样的时钟,分三行、三列排列。第一个时钟下面标注的地点是布痕瓦尔德,这个时钟没有走动,表明时间停止了,停止的时间正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刻。而其他八个时钟仍然在滴答滴答地走着,它们的下面分别标注着八个不同的地点: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科索沃、北韩、加沙和西藏。设计者以此告诉大家,虽然布痕瓦尔德的屠杀在那一时刻被终结了,但在地球上,还有那么多地方仍然在发生类似的屠杀,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们的基本人权被践踏、生命被剥夺,所以这些地方的时间并未停止。人类亦不能高枕无忧。
   哥达先生介绍说,不同的观众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以色列人来此参观的时候,会强烈抗议说,不能将加沙的冲突与纳粹的大屠杀并列起来,犹太人是集中营的受害者,犹太人来此是接受德国人的忏悔的;作为曾经的加害者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权利指责今天的以色列的政策。但哥达博士认为,作者应当有其言论的自由,作为一种观点的表达,并没有错误:因为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身份,是可以转换的,昨天的受害者,明天便可能成为加害者,这是基于人性的弱点,而不是种族的特征。而德国国防军的士兵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十分地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在科索沃的维和行动是正义之举,不能将他们与纳粹相提并论。还有来自中美洲国家的客人则表示,他们那里也在发生屠杀,为什么就忘记了他们呢?我也询问说:“不知是否有中国官方的人士来此参观,他们看到西藏被列在上面,大概也会恼羞成怒吧?”哥达先生说,迄今为止,还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代表团来此参观。他相信这个信息会刺激他们。但是,一件作品存在诸多争议,正表明它独特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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