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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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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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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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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玫瑰永远绽放

来源:观察
    让每个人说出他所认为的真理;
   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
   ——汉娜•阿伦特
   当代德国曾经评选过德国历史上的十大伟人,经过公众投票之后,揭晓的名单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索菲•萧尔、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滕贝格、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也最不为中国人所知的索菲,死时年仅二十二岁,比其他所有人的寿命都短。她既不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政治家,也不是留下了不朽著作与学说的大文豪、音乐家或科学家,而且还是十人之中惟一的一名女性和大学生。那么,这名年轻女孩凭什么享此盛誉呢?
   索菲是纳粹末期慕尼黑大学生反对希特勒的抵抗组织“白玫瑰”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没有像施陶芬贝格等军方高层反对者那样采取刺杀希特勒这样的决绝方式,他们只是暗中制作和散发反对纳粹统治的“白玫瑰”传单,呼吁民众拒绝与纳粹政权合作,他们一直坚持以非暴力的方式展开反抗运动。在后人眼里,这种做法似乎过于保守,似乎不够坚决与彻底。然而,他们的文字唤醒了千百万甘受奴役、麻木不仁的同胞,他们并且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是那个黑暗时代“平民良知”和“平民勇气”的代表,正如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言:“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它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它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1 在黑暗和癫狂中生活了很久的德国人,一时之间还不能习惯这样的光明,他们感到刺目,他们感到扎心,“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2 虽然他们如同压伤的芦苇、如同将残的灯火,但在那个黑暗时代,有或者没有出现过这几棵芦苇、这几盏灯火,对于德国的未来而言,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德国战后的精神重建将会艰难千百倍,后人根本无法从刚刚逝去的历史当中寻觅到重建德国时必需的道德与文化价值资源。
   这一丛白玫瑰暗香浮动。战后,饱含愧疚之心的同胞们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死难的六位烈士。一九八七年,“白玫瑰”小组成员中的幸存者米勒和其他受难者的家属,一起发起成立了“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我访问慕尼黑的第一站,便是该基金会。秋高气爽的清晨,我们乘坐慕尼黑异常方便的地铁,下车之后步行数分钟,便抵达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中央有巨大的喷泉,这便是以索菲和汉斯兄妹命名的“萧尔广场”。广场上匆匆行走过一群群朝气勃勃的大学生,鸽子从他们头上轻盈地飞过。当年的萧尔兄妹与他们一样,处于如花似玉的好年纪,却需要面对沉重而艰巨的命运的挑战。我们穿过广场进入大学校园,矗立在眼前的第一座宏伟的大楼,便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主楼。主楼内是一个宽阔明亮的天井式的大厅,安放着大学的创立者路德维希一世的塑像,被称为“光明殿”。围绕四面的三层楼的空间,都是教室及走廊。与一般的大学主楼不同,正面的墙壁上还镶嵌着一组庞大的管风琴,其布局类似于教堂。这里正是当年索萧尔妹抛洒传单的地点,著名的电影《希望与反抗》(又译《索菲最后的日子》)中的场景也是在此拍摄的。我多次观看这部获得过第五十五届柏林影展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银熊奖、评审团大奖等奖项的电影,如今来到早在电影中便已经无比熟悉的地方,不禁心潮澎湃,仿佛走进了那段幽深恐怖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之中。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清晨,萧尔兄妹来到这座大楼,趁学生上课之机,将传单依次放在各个教室的门口,索菲在二层向下抛撒传单,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读到。这是他们散发和邮寄传单的活动中最为大胆的一次,他们经常在此上课,熟悉这里的环境,确信散发传单之后可以从容地逃脱。没有想到的是,躲在角落里的校工史密特看到这一切之后,迅速找来一名专门监视大学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向其指认萧尔兄妹。于是,学校的全部出口立即被封锁起来,萧尔兄妹被带到校长室,随后盖世太保赶来,将他们带到维特斯巴赫宫的总部。他们的宿舍被搜查,盖世太保发现了“白玫瑰”小组的名单。随即,“白玫瑰”小组的其他成员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伯等八十余人先后被捕。
   负责审讯索菲的是老奸巨滑的盖世太保穆尔,他认为对付这个初涉人世的小姑娘易如反掌。他装扮出一个伤心的父亲面对犯了错误的女儿的样子,希望索菲向其坦白并揭发其他人。活到战后的穆尔是惟一公开谈论过“白玫瑰”事件的纳粹分子——其他处理此事件的秘密警察、法官和狱卒全都保持沉默。穆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试图将自己描述成对索尔兄妹充满同情心的善良的人,他甚至不惜称赞汉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至于他当时是否真的尝试过为索菲脱罪,因为当事人都已死去,无人可以确定。不过,当时的审讯记录显示,当穆尔劝诱索菲认罪的时候,索菲轻蔑地回答说:“你错了,穆尔先生,如果我能活着,我将继续做我做过的事情。是你而不是我的世界观错了。”穆尔将苏菲所有的朋友一一罗列,要求她描述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与参与程度时,苏菲总是只有两个版本的标准答案,不是“对政治没兴趣”,就说“支持政府的政策”。直到穆尔受不了这种答案,而指出希望得到别的答案时,索菲却精准地道出了极权政治下矛盾的意识形态:“你们不就是希望人民只有这两种态度吗?”在所有的独裁政权眼里,人民都应当是逆来顺受的奴隶,但他们又将人民都当作潜在的敌人。
   萧尔兄妹以及“白玫瑰”群体,与史密特等人代表的“主流民意”构成了对峙的两极。这就是觉醒者与沉睡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作为告密者的校工史密特,是当时普通德国人的典型代表——热衷于物质生活,恪守既成伦理,将政府等同于国家,对元首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当盖世太保表彰他的时候,衣饰朴素的史密特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正是这种未能觉醒的狭隘认识,构成了纳粹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对此,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指出:“希特勒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催眠术始终得到这一伟大民族对他的忠诚和信任。不可避免地,德国人民像一群不会说话的牲畜一样,但是怀着一种使他们不同于牲畜的虔诚的信念,甚至热情,盲目地跟着他们跳下悬崖,投向国家的灭亡。”3 第三帝国灭亡之后,全世界都在尝试解释为什么最具理性的德国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希特勒的催眠术,这种解释的努力至今仍未停止。《希望与反抗》的导演、一九六八年出生的马克•罗特蒙德说过:“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沉默甚至合作?
   在纳粹掌权的日子里,反抗者从来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多数,即便在德国战败之后,普通的德国市民在废墟中艰难地维持生活的时候,作为占领者的盟军惊讶地发现,老百姓其实并不怎么怨恨希特勒。因为他们早已与希特勒融为一体了,否定希特勒实际上就是否定他们自己。用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德国人应当承担道德的和形而上的罪。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感叹说:“从来没有过一个独裁者,像这个第一个不正常的领袖遇到德国人民那样,在他们的手上遇到如此听话、如此顺从的容易对付的群众。……大部分德国人如此殷切地在过去的十四年里等待着一个领袖来把他们的命运掌握起来。少数不朽的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以及工会会员,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遭到监禁或杀害,但总共加起来也不到德国人数的千分之一。”4 故而我更感兴趣的乃是上述问题的反面:为什么在全民沉睡的情形之下,年轻的索菲和她的朋友们却能够觉醒并抗争?他们看透希特勒的谎言的智慧从何而来?他们以一人敌一国、向死而生的勇气从何而来?要解答此问题,就需要进入索菲等人的心灵世界之中,而造访“白玫瑰”纪念馆则是第一步。
   
   “白玫瑰”纪念馆一角“白玫瑰”纪念馆位于主楼的一间地下室,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设计简洁朴素,白色的格调与“白玫瑰”这个名字契合。门口有一位和蔼的老太太坐在办公桌后,负责接待来客。桌子上摆放着一朵怒放的白玫瑰,显得素净而高贵。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来宾签名本,我在上面看到了不少中文的签名,大部分都是港台人士用繁体字写的感想。这里陈列着萧尔兄妹等人的许多遗物,比如他们当年使用过的打字机,他们印刷的传单,他们狱中的衣物,他们的判决书,以及各种版本的研究“白玫瑰”事件的书籍等等。仅仅是书籍便摆满了两大排的书架——我查找了一下,惟一的中文书籍便是台湾左岸出版社出版的《白玫瑰一九四三》一书。中文世界里关于萧尔兄妹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纪念馆的中间摆放着二十多个展板,详细介绍了“白玫瑰”小组若干成员的事迹。一张张的照片,一个个风华正茂的身影,让人恍惚觉得他们好像仍然活在今天一样。
   基金会的负责人卡夫曼女士(Ursula Kaufmann)前来接待我们,她是研究“白玫瑰”问题的权威学者。她介绍说,早在五十年代,人们便开始在大学、萧尔兄妹家中以及盖世太保的档案馆等处搜集有关资料。在战后初期,德国人普遍感到自己有罪,出于某种遮盖羞耻的心态,他们需要从同胞中发现抵抗者,特别是平民百姓中的抵抗者。但是,在第三帝国时代,民间自发的抵抗者极少。当萧尔兄妹的事迹被发现的时候,人们如获至宝。后来,犹太大屠杀问题浮出水面,更多人开始反思民众为何对此视而不见,人们随即发现“白玫瑰”小组的传单中多次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八十年代以来,德国人的反思逐渐深入,许多大学中出现了自发的研究抵抗运动的组织和协会。于是,“白玫瑰”基金会应运而生。以索菲兄妹为核心,“白玫瑰”小组的其他成员逐渐被发掘出来,然后还扩展到其他城市受慕尼黑“白玫瑰”启发而成立的类似组织,它们大都也沿用“白玫瑰”这一名字。因此,它不仅是一个纪念馆,也是一个有数百名志愿者参与的协会;它不仅是一个纪念场所,也是一个研究和实践的地方。基金会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每年来此参观的中小学生多达数十万人。基金会还每年组织若干次巡回展览,足迹遍及德国全境,还到过日本、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她希望有一天该展览能够到中国与中国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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