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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革命和起义的时间预见问题

(给朋友的信件)

徐水良

2008-11-4~9日

   对于我不久以前的预言,认为中国大陆全民起义和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革命和起义正在日益临近,它们的实际爆发,将取决于今后的偶然因素,取决于实际机会和适当时机等预言,有几个朋友以来信或其它方式,提出不同看法和疑虑。因此,我又再次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研究结果,我觉得我的这个预言,应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这实际上是一种时间预言。这里的“日益临近”,应该理解为近年内,主要是近一、二年内将会发生。如果时间超过五年以上,还没有发生起义和革命,那么,我的这个预言,就可以判定为错误或失败。

   有关详细分析和看法,可能还要等以后进一步研究后,有空再来详谈。这里先写一些我的零碎看法。

   关于预见问题,对于历史的趋势性预见说来,只要一个人的基本理论正确,有前瞻性,又有判断能力,在这些条件下,对历史发展大趋向的趋势性预见,应该说,相当容易。

   笔者从1968年起,尤其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我曾经进行过很多次历史的趋势性预见。及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产生过大的预见错误。

   但是,对历史进展和历史事件的时间预计,就很难、很难!一般要估计或判断出一个大致的时间,也很难。要估计或判断比较精确的时间,更是极其困难。除非特殊条件和情况,否则,精确时间的估计很少有可能。

   不过,从文革开始,我和其它个别朋友,就开始研究历史进展的时间规律。

   1966年底1967年初,我曾经组织过一个理论研究组,只有十几个人,但后来成为浙江大学革委会常委的就有四个。我是发起人和负责人,成员绝大部分是浙大学生。但当时最早提出时间规律的,是小组中一个杭州大学(当时杭大是另外一个大学,不属于浙大)学生,笔名李胜(本名沈继生),杭州市数学竞赛第一名。他是一个天才。他当时就说,教育要考虑人的天生才能,美国就是天才教育,不考虑天才是不对的。我开始研究时间规律,就是受他影响。可惜,他后来因一些事情,包括复旦大学的胡守钧事件被捕,被长期关押摧残,召开全省十万人大会批斗,但官方一直驳不倒他。他最后神经失常。林彪事件后和四人帮垮台后,我几次去看他,看到一个天才被中共摧残成一个废人,心里非常难受,可是无能为力。我本人,当时也因为我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对浙江省革委会,又加上组织这个理论组,又受李胜问题的影响,并因为他被捕风捉影牵到这个集团问题,(实际上我与胡守钧集团没有关系),浙江公安多次到南京抓人,因许世友与浙江,与上海矛盾极大,势不两立,下令保护,才没有被抓走。

   文革中,甚至文革前,被关押、判刑、枪毙的,很多就是因为组织理论研究组,其名称往往是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研究组。我组织的理论研究组,也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战斗学会。这样命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使用这种名称,使这种研究合法化,希望以这些名称来保护研究组。但结果,一直到文革结束,甚至近十年之后,组织这个小组,都成为我的一个不断被审查被批判的严重问题。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名字,并没有起到什么保护作用。

   由于进行时间规律的研究,从1968年起,我们就尝试进行时间预见和预测。我这里大致说说我的一些比较大的预测经历。

   从1973年从事民运开始,我曾经预言过那时以来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例如:

   1974年1月,我在杭州,参与浙江山下派一些活动。我向山下派负责人邵素贞介绍批林批孔问题,说:“老头子(指毛泽东)要打倒周总理,你们怎么办?”她听了大怒,说,“老头子昏了!他要这样做,我们跟总理上山打游击!”我说:“你别急,事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老头子比他们海派四个人(即后来说的四人帮)聪明,他们四个很蠢,不会回头。但老头子比他们聪明,他看搞不下去,会回头,这时,他就会把责任推给四个人。”我又分析了当时形势和海派四个人的情况,认为张春桥有本事,但他在地方和部队影响都不好,历史上也有些问题;姚文元是书生;江青是泼妇,没有本事,靠的是老头子老婆这个头衔,老头子一死,就没有花头。他们三个人都不足为惧,现在最危险的是王洪文,全国都对他没有认识。浙江朋友应该集中力量揭露和反对王洪文。还再三叮嘱邵素贞,目前要避免鸡蛋碰石头,不要公开批老头子,投鼠忌器,也要避免批江青。

   以后,浙江朋友公开半公开批王洪文,浙江老百姓全几乎全都知道山下派反王洪文保周恩来,山上派反周恩来保王洪文。

   但邵素贞管不住自己的情绪,多次在几十个人的会议上,公开骂毛泽东。后来,王洪文下令抓捕邵素贞,下令民兵指挥部动武,消灭山下派,占领全省。1974年3、4月,在军队和浙江省委支持下,王洪文指使的浙江翁森鹤张永生等(他们全都参加省委常委会工作),用民兵指挥部武力打下全省,山下派朋友被全部打散,或被捕,或逃亡。邵素贞也被捕。全省一片恐怖。很多人跑到南京来找我,有个别人感到灰心丧气,甚至认为中央支持对方,还是认输投降算了。我批评了这种看法,认为海派四个人将在半年到十个月内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浙江翁森鹤等将在半年到十个月内,很可能在10到12月之间遭到重大挫败。要他们回去坚持斗争。

   其后,山下派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组织民兵独立团,与官方的,有军队支持的民兵指挥部相对抗。很多地方,几乎是男女老少一起动员起来抗击民兵指挥部。当时,民兵指挥部占有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有政府支持,有银行的支持。但最后,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没有用,中央、省委、军队的支持也没有用,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也没有用。仅仅几个月,不到半年,到十月十一月份,装备恶劣,经济拮据,被王洪文和浙江省委宣布为非法的民兵独立团,很快就打垮了民兵指挥部,占领了除杭州等几个大城市外的全省各地。

   我老家,近在杭州边上的富阳县,是最早打垮民兵指挥部的县。山下派组织城东、城西两个大队的民兵独立连,一举击垮富阳县民兵指挥部。

   在金华市(地区),山下派先在所属各县组织独立团,男女老少齐动员,艰难困苦,抗击指挥部。然后,集中起来进攻金华市,把民兵指挥部包围在几栋房子一个大院里,金华市民一片欢呼。支持民兵指挥部的驻军二十军,出动军车,把民兵指挥部的人接出来,逃到乡下。

   在海岛玉环县,只有7支老旧苏式骑抢的民兵独立团,依靠老百姓支持,很快歼灭了当时以最新式武器(由部队运来的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半自动步枪等等)一百几十人的一个加强连武器武装起来的民兵指挥部。

   在杭州,为民兵指挥部的暴行所激怒,全城居民多次自发上街,人山人海,抓打民兵指挥部的人。

   到12月份,中共北京领导层不得不转变态度,批评和抓捕翁森鹤等人。原来支持山下派,反对王洪文,但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转向,转而支持王洪文翁森鹤的省委书记谭启龙,灰头土脸。

   1974年四五运动,南京事件朋友被捕,有的朋友(秦锋等几人)曾经与我关到了一起。这事有点奇怪,因为无论南京事件被捕的多数朋友,还是公安当局本身,都认为他们是受我大字报影响搞南京事件的,公安人员还对一些被捕人员说他们与我是同案,却被关到一起,很可能是他们一时疏忽。

   南京事件被捕朋友,有的没有经验,不得不屈服。我劝他们要顶住,认为他们海派四个人(当时南京事件朋友只反三个,我告诉他们还有一个王洪文),并举了我对浙江事件预测的例子,说这种预测同样适合这一次,他们四个人,在半年十个月之内,大约当年10到12月前后,也会遭到一定程度失败。秦锋很奇怪,说:“你还这样顽固呀?!”然后我们就打赌。当时讲了许多话,因篇幅所限不详述。这事被公安当局发现,结果成了我的大罪行之一,也成为后来南京事件朋友为我呼吁,公安局为我平反的证据之一。

   1981年我再次入狱,在狱中写了二、三万字的《批判四个坚持》一文,在该文的一个附件中,(以及在回答审讯人员审问中),强调指出,这样搞下去,十年之内,必定会产生大规模的如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动乱。(不知为什么,香港在出版我这篇文章时,把这个附件删去。)预言了后来六四那样的事件将在十年内发生。

   还有,就是在1988年,我上书中央,写评论,多次指出,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即将来临。(参见后面附件上书和评论原文)

   从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书》中,你可以看到,我是最早提出实现全民大和解,最早提出建立民族团结和解委员会的人。但我的改革建议及和解建议,都是向有权利、有能力进行改革,有能力实现和解的中共领导提;不是像这些年的“和解人士”,向没有权利没有能力的反对派宣传。

   《短论数则》则批判中共基本路线和生产力标准,摸石头过河等一系列理论,论述了自由化、民主化,突发事件,改革程序(先政治,后经济),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等一系列理论。

   两文都强调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冲突,正在来临,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的情况,中共的镇压准备和镇压经验,当然远远超过六四。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中共六四镇压的血腥和恐怖,以及镇压以后社会道德的崩溃,迫使人们安于不公正的社会现状,使得产生社会反抗和动乱的阀值,大大提高。如果这种阀值停留在文革,停留在四五运动,或八九民运那个过去的水平上,特大规模的冲突和动乱早就发生了。正是这个情况,产生了社会稳定的假象。这是产生这些假象的主要原因,使许多人产生了稳定误判。

   但是,这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反抗情绪,正在快速升高。这种反抗情绪,早已远远超过了八九民运。实际上已经接近、达到、甚至超过这个现在的阀值。我的判断,是已经超过阀值,处于超临界状态。(参见掘文《中共灭亡取决于突发偶然事件》)而处于超临界状态的事物,它的突变,处决于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环境的偶然扰动。

   这里的评估方法很复杂。因篇幅所限,无法详谈。我只讲突发事件或革命即将来临的一个标志:这就是人们的愤怒情绪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急剧升高。

   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往往是在无预警的、在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爆发的。要预见非常不容易。绝大多数人和绝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不可能预见。而在时间上能够预见突发事件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寥寥无几、极个别,甚至没有。但是,要引领历史潮流,引导社会进步,这种预见却非常重要。

   这些意见,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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