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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改:理念和道义

   台湾土改:理念和道义
   
   台湾土改的义理
   
   孟子讲道义,他说的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堪称千古之义。这又是孟子政治、政策思想的泉源。孟子说,“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好年成)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的反映。孟子回答滕文公的问政时还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陷害)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孟子理想的仁政,包括为民置产的政策,让百姓有产业、农民有田地,这样人民才可能安居乐业。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蒋介石先生在中华民国台湾启动了土地改革。其思想理念直接来自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更远的渊源则是上述孟子思想。其实,“耕者有其田”主张,体现了孟子民本思想和仁政理想的经济基石,又面对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成为台湾土改的依据。台湾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践孟子的民本理想,又以土地改革为开端。土改首先出于道义,又带来了一系列正面效应,前景当然是美好的。实际上,经世代阐发的孟子思想,构成了台湾土改的精神动力。
   
   土改要体现土地公平的原则。土地公平在上古表现为井田制,这就是“夏后氏五十而贡(贡、助、彻均是纳税的方法),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伴随井田制的是轻税薄赋政策。历经时代变迁,许多情况发生了改变,但土地公平的要求却一以贯之,在现今则表现为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这在台湾的土改中得到了具体实现,也是台湾土改义理之所在。
   
   不迟疑的公平义举
   
   土改必须雷厉风行,不能迟疑。因为清除积弊是道义所在,必须果断地进行。孟子为此打了一个比方:“今有人日攘(偷取)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减少),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台湾土改的三个阶段,由“减租”到“公地放领”,再到“耕者有其田”,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直至取得成功。
   
   台湾的土改,政府拿出部分公地之外,地主多于标准的土地都予以征收,这是硬性的规定。不过,征收的举措以所有权交换为基础,充分尊重土地所有权。例如:台湾水泥、工矿等公营事业转为民营,其股票用来交换土地。用交换的方式,换取地主的土地,充分保证了整个过程尽量公平。来自大地主家庭的辜振甫,积极参入和推动了台湾土改,说明地主阶层的积极态度。得到地主和农民的双重支持,当然会是一个很成功的土地改革,虽然前者热情较低。既有道义和理念的力量,台湾土改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任何政策举措,如果没有道义存乎其间,必然是失败的。这些更为根本的东西,极易被今人忽视,以致舍本求末而不自知。
   
   作反面教材的中共土改
   
   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搞过土改。可以说,以骗取农民支持为目的的土改,是中共发家的本钱,充满了腥风血雨。杀戮和暴力抢夺本身就是不义的,又加上伪善的欺骗,结果当然不好。所以,大陆农民并没有从中共的所谓土改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十年之后的大饥荒,前无古人地饿死数千万人,举世为之震惊。这真是前事不远、后事之师。
   
   大陆近期所谓“新土改”,并不怎么被看好。既没有公平、公义的环境,又缺少制度和法制保障,对于农民和弱势人群,大概只能是一个危险的举动。怎样保障农民那被弄得含混不清的“地权”?农民有没有地权也还是一个问题。在私欲泛滥的大陆,能指望谁来保障农民的权益呢?而且,只谈“流转”、回避地权,名不正、言不顺,也有推动土地兼并之嫌。相对于台湾土改,大陆想推行的“土地流转”,不能称之为土改,具有推动土地兼并的隐患,称之为“反土改”倒是合适的。在强势利益集团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把所谓“土地流转”的钥匙,交到贫困的弱势人群手中,恰恰可能使他们失去田地,失去这仅有的经济保障,从而成为一种剥夺穷人的伎俩。实际上,钥匙也从来不在强权政体下受盘剥的弱势人群手中。规模经营的某些益处,往往被用来表白土地集中的好处,因此,也就有可能被掠夺者拿来作自我粉饰的幌子。中国人多地少的现状,缺是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强力制约因素,使得较小面积上集约经营的优点,特别值得研究。以色列、日本的集约农业,就具有典型性。
   
   而且,所谓的土改,没有理念和道义是不行的,只看重其中的利益,也只是弃重就轻的举动,以后的弊端将层出不穷。为今之计,不在于加紧掠夺或做秀,应该厉行政改,回归于中华民国的正统。
   
   道义的放大效应
   
   百姓有了自己的产业、土地,下一步必然是按照规律精心地经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在土改以后的台湾竟也得到了印证。孟子的论说是相当准确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密织的渔网)不入洿池(池塘),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学校)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老人)不负戴(负重)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深刻地认识到,百姓不仅有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有精神需要。那么,真正地为百姓着想的领导人,这些都会顾及到,一定不会厚此薄彼。由合理经营农业,到兴办教育,直到社会充满朴实的道德风尚。
   
   这是仁政的景象,但又植根于公义的土地政策,可见,当年台湾土改抓住了关键。仁政对整个社会、经济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尤其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孟子对此也有描绘:“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随时除草)。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执棍棒)以挞(击打)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其基石当然又是民本的土地政策。台湾土改之后,经济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实力大为增强。
   
   (本文发表于《黄花岗》杂志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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