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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践踏人权的产物

大跃进是践踏人权的产物
   
    ----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之六
   
    魏紫丹

   
   
   有人说:“文革是政治疯狂,大跃进是经济疯狂。”政治上的反动、经济上的破坏,使中华民族受到了巨创,这固属罪大恶极,而把糟蹋人与人权搞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才更是惨绝人寰、罪不容诛的,也才更是大跃进中最具本质意义的问题。因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说到底,终极关怀还是人权问题。胡耀邦的秘书林牧先生说过:“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读史随笔(之一)》网路文摘——673 Mar 15, 2004)
   
   在大跃进中,在糟蹋人与人权方面,对人民、特别是农民,别说饿死了4600万,就是在生前所遭受的捆绑吊打、斗争羞辱、超极限劳累、剥夺一切自由、剥夺包括锅碗瓢勺、家畜、粮食、树木、房产在内的一切财产,都是令人毛骨悚然、令人发指的,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比之文化大革命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一点为轰轰烈烈的表面现象所掩盖,直至如今,都远未引起普遍的关切、当成大跃进中最最重要的问题加以研究。
   
    所谓“人权”,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之为人的生存意义。由于在毛泽东眼中,一切人都是手段,都是工具,都是被榨取、被改造的客体,唯有他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主体。目的,是他一个人的;其余的一切,都是手段。基于此,就造成他发动的所有运动,无一不是践踏人,践踏人的生命,践踏人之为人的生存意义。而且这一切,又成为下一运动能够发动起来的前提条件(例如我前述:“大跃进的发生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无人相信:如果中国人有起码的人权,大跃进能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当时口头禅)地疯狂起来。
   
   《人民日报》在1958年2月12日的社论中说﹕“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给我们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了全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团结,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干劲。经过整风运动,许多人过去认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很快地就办好了;许多过去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快地解决了;许多原来想不到的好办法,现在群众都想出来了;许多过去没有被发现的潜在力量,现在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里一语中的:反右是大跃进的基本动力。这是所有人(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在大跃进与反右派的直接关系上,取得的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在具体展开上,就出现了问题:一,反右为大跃进创造了什么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二,这种社会主义觉悟指的是什么玩意?三,过去长期办不到的事情、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什么?四,现在想出了什么好办法?
   
   毛泽东于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说大跃进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与社论异曲同工,与右派的意见在结论上也相同,异在“各表”。这里出现了问题五:是否心里通畅呢?
   
   错划右派及反右运动研究者朱正指出﹕“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於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反右是流产了的文化大革命》)他回答出了问题一:“政治条件”是剥夺了言论自由权;二:“觉悟”到,不敢说一个“不”字;四:“好办法”是土法炼钢、高产卫星,等。
   
   作家郑义在《从“环江右派集团”之复灭解读反右》一文中,对这个“左右共识”作了如下解读:
   
   在《广西日报》肯定“包产到户”四个月之后,毛泽东力主在全国展开了“整风运动”,公开号召全国民众“提意见”帮助党“开门整风”。在广西省党代会上,环江县党代表王定慷慨陈词,一口气向省委提了十条意见,对压低农民口粮、大量饿死农民、浮夸虚报粮食产量、压制民间批评、党内缺乏民主等问题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这个敢说真话的为民请命的发言刚刚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党代表们纷纷围拢来和王定握手﹕老王啊,你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心里话!
   不久之后,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毛泽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响应号召而说了真话的王定,成了广西的典型。
   省委某书记说﹕“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委书记就敢提出‘包产到户’,查一查是不是右派!”
   地委书记定性道﹕“王定搞‘三包到户’,是广西的纳吉(匈牙利事件领袖)。”
   对王定的迫害转移到党代会的发言。但王定毫不认帐﹕“省委领导动员大家发言,号召整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在党的会议上行使党章规定的批评的权利,我错在哪里?”
   但毛泽东的“阳谋”已经展开,一切胆敢说真话的人都在劫难逃。王定遂被打成“环江右派集团”的头目,追随他首倡“包产到户”的副书记、部长、区委书记们也纷纷被打成右派。
   以王定为首的“环江右派集团”遭到了彻底复灭。障碍一经铲除,环江县果然意气风发地迈入了“大跃进”的伟大时代!王定的继任者也创造了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亩产十三万斤! “大讲假话,大干假事的头目们,大都成了大跃进的干将,个个升官晋爵,至今有的当了省级要员,有的当上地、专领导,名利双收,出入轿车,锦衣玉食,威风抖抖,眩人眼目。而说真话、做实事的一些干部们,则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削官、坐牢、开除党籍,株连亲友妻儿,甚至整死,给人们的印象,倒是不寒而栗,令人骇怕。这岂不是与报上的社论相反,成了说真话者戒了!”
   反右运动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反思,王定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直觉,选择的角度是“谎言”。这无疑是极深刻的。
   
   郑义回答了这五个问题。他对“过去长期办不到的事情、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什么?”的回答是:如果说,在此之前,尚未大规模地因言“杀人”,谎言世界尚未达到明目张胆、指鹿为马之嚣张,那么,在独裁者赤裸裸自食其言,甚至公然无耻到自称“引蛇出洞”之后,中国已再无一句真话存在的余地!上百万右派的可怕下场,向全体民众明确地宣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禁忌﹕说真话者杀。从那时起,中国变成了一个谎言的国度。在中国,不说慌话一天也活不下去,没有一个人能例外。人为饥馑要说成自然灾害,倒行逆施要说成英明决策,被迫害致死要说成“非自然死亡”,内政困难要说成“帝修反”联合反华,经济崩溃要说成“形势大好”,国际孤立要说成“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饥寒交迫要说成幸福生活,赤裸裸的专政要说成“最大的民主”,专政无产阶级要说成无产阶级专政,减产要说成增产,享有自身权利要说成“党的关怀培养”,心怀不满要说成“心情舒畅”,反对要说成“拥护”,政策失误要说成“交学费”,好人要说成“坏人”,极权要说成“共和”,政治反对派要说成反革命……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谎言塑造下,我们先是反感,然后麻木,最后说谎而不自知,说谎成为习惯,成为深入血肉的集体无意识。其结果是,我们所有的谎言最终都反过来成为加诸我们的锁链,成为我们所有灾难的根源。
   
   对郑义的回答,我再作两点补充:一是,那时候,由于国内对三大运动、五大改造的强烈不满;国际上受苏共20大揭露斯大林残杀无辜的罪恶的所谓“修正主义”影响,出现了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即毛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无法解决,通过反右,杀鸡儆猴,全都销声匿迹了。当然也杀了一部分猴,在工农中也进行了大鸣大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划了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在中学生中也划了部分“反动学生”。举个具体例子,当时上海交大迁至西安,遇到阻力无法解决,在反右中顺利解决,很简单,反对搬迁的师生,一律划右派。至此,一切全由毛信口雌黄,再也不复遇到反抗。
   
   二是,毛从53年批“巩固新民主主义”,55年批“小脚女人”,56年批“反冒进”,总是遇到抵抗。反右之后,他对搞“反冒进”的人以“离右派50米”相要挟。只用想想,在他为大跃进扫除障碍,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紧锣密鼓地反“反冒进”中,他是怎样对周恩来进行奚落调侃、讽刺挖苦、政治恐吓、人格侮辱,而周又是怎样一副奴才相,逆来顺受、唾面自干的!贵为总理(在顺延地往下是,国家元首、元帅、内阁大臣、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等)都无人权,都无说“不”的权利与权力;这就足以说明普通人还有无人权可言了。值此形势逼人的局面下,就只有:毛说“方”;众呼:“不圆!”毛说“公鸡能下蛋”;众呼:“亲眼见!”毛说“沙锅能捣蒜”;众呼:“捣不烂!”毛说“发动世界大战”,众呼:“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一窝蜂地去重于泰山。
   李锐讲的:"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从,不能不(不敢不)盲目紧跟的道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页4)反右中反映出的人权问题的焦点是,宣称的“言者无罪”变成“言者有罪”,并且“罪不容诛”。疯狂的、荒唐的大跃进,罪恶的、惨绝人寰的大跃进,竟然肇端于此!大跃进中,人民(包括干部)连呼救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给外面写封信都被视为反社会主义、而予以治罪。这里也为胡平先生的立论----强调、重视、因而为之大声疾呼的言论自由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实证支持。说言论自由权重要,在逻辑上,丝毫也导不出任何其他人权项目不重要。还有一种说法很普遍,就是,言论自由权很重要,是对知识分子而言。我不仅从文章上看到过这种说法,而且亲自听农民说过:“我们在田间、荒野,背地里骂朝廷爷也没有谁管。”这些糊涂认识,与共产党把“生存权高于发展权”当挡箭牌、而达到拒绝一切人权要求是有本质不同的。关于这点,我在发表于《人与人权》月刊上的《论人权的整体性》一文中有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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