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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古轶事》一书的价值所在


   
   魏紫丹:《格拉古轶事》一书的价值所在
   
   内容摘要 : 本书有三种价值: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审美价值。

   
   
   
   作者张先痴先生,是我的右派好友。书中所述,与我的经历也是大同小异。对其大作,我俩已在电话上多次交换了意见。现在,再将它形诸笔墨,与读者分享之。
   
   一、总的印象
   
   本书有三种价值: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审美价值。
   
   一曰:“史料价值”。它是其他两种价值的发源地。史料贵在原始和掘新。虽说炒剩饭也是饭,但毕竟与新饭价值有所不同。所谓“原始和掘新”,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广度上,要做到人无我有,前无古人;在深度上,要做到人粗我细,人浅我深,人表我里;在综合性上,要做到在前人单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系列化。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正好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均有所表现。就我的视野所及,尚未发现其他任何著述、有如本书提供的史料所描绘出的----共产党的“谎言与恐怖,两手都要硬”(页298;凡只标明页数的,均引自本书。)的血腥、狡猾的统治,重叠着知识分子受骗、受苦、挣扎与觉醒的历程----这样一个浓墨重彩的轨迹。
   
   二曰:“研究价值” 。这就是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和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表现在理论方面,是对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表现在实践方面,是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曰:“审美价值”。它表现在,从党语言的虚张声势中揭示其虚伪脆弱的本质;从上司的装腔作势中揭示其败絮其中、卑鄙无耻、残酷残忍的本性;与此对应,作者遇到了大量的好人(包括干部)表现出了美好的人性、悲悯的情怀、侠义的心胸和承担风险的牺牲精神。让读者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反差中识别美丑,在作者叙述的黑色幽默中享受美感。
   
   与三种价值相应,体现出作者的三种素质。
   一曰:直面真实地客观审视历史,艰苦韧性地主观创造历史,通体表现出“劳改英雄主义”(作者造词)的本色。此书不仅是作者作为主体用笔、写出的一部劳改史,而且是作者以劳改犯的血肉之躯、心灵之魂作为受罪的客体,参与创造的一部苦难的历程。因此,作者本身也就成为一部活的史料的载体。一切实际的罪、受过之后,现还能写出这部著作,这也是令人佩服的英雄主义的体现。因为很多同样经历的朋友,不堪回首忆往年,这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却不畏惧在精神上吃二遍苦、来完成这一自认为的历史使命。
   
   二曰:兼具史学家的史识和思想家的深度。正如作者说朋友们的话:“我这些历尽艰辛的朋友,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更重要的事,这种教科书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因为该书的内容正是‘谎言与恐怖,两手都要硬’的统治者,视为足以揭开其卑劣伎俩的实证。”(页297-298;凡只标明页数的,均引自本书。)也如朋友说他的话:“你是一座宝藏”。(页326)更如他自己所申明:“凡史料,必须真实与全面。”(页194)
   
   三曰:让人在嬉笑怒骂中发泄鄙视与仇恨!让人笑着伤心落泪!让人在调侃丑恶、赞扬美好中,通过美丑对比以审美。表现出作者创造美与鉴赏美的诗学气质与才能。
   
   我会把这几层意思,寓于下面的展开中。
   
   二、先从受骗说起。这是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关系史的起点。
   
   国内现在有“两头真”这个说法。意思是说,一批老革命家,开始参加革命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真心;晚年用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因为终于看透了、所以就来揭穿体制内的、用谎言包装着的种种罪恶;例如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老革命,现在,竟从他们的口中、在公开的会议场合,亲口说出:“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流氓!”卒尔又归于真。
   
   其实,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即如作者一代,是在共产党篡政前后参加革命的,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其最大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以“受骗”为起点。
   
   1、对外骗外
   
   作者在《一群爱国者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写道:“在1949 年這個國家命叽筠D折的年代,已變成十七、八歲的純真青年,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中,共產黨用建造民主自由天堂的謊言,把我們騙成為它的門徒,我們竟然認僮鞲福瑐旌恚伯a暴徒去鬥地主,殺反革命,而我們竟真的以為在從事‘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事業。”(《黄花岗》总22期)
   
   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 ‘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见《毛泽东选集》四卷本P.1347)这个约法就是法律。
   
   黄绍竑(右派)在帮助党整风中,鸣放道:“有些国民党人对革命出过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这里说的国民党人是对革命出过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况之惨就可想而知了。镇反中,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的,大多属于约法中所谓三“不加”的,据说是一共枪杀了几百万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就更是不计其数。
   
   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的父亲是起义军官,却被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给枪毙了。本书中有提到,作者夫妻及其好友黄代玉的父亲(页18)都被枪毙了;“巧遇江青(一个女右派的化名)”一节中,江青的“外公土改时被枪毙了。” (页71)被编号取代姓名的、右派小学教师“29号的父亲是个恶霸地主,解放后1950年被枪毙了。”(页94)。。。。。。我挂一漏万地列举在这里的事实,不仅是要揭露共产党杀人如麻,而且是更进一步指出,即便像选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这样郑重其事地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告的文告,都能是一篇一文不值的骗人屁话;其他的,夫复何言?由是可以想见,什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就统统应该正名为“谎言选集”、“谎言摘录”了。但仅此,还是没有归结到本命题“受骗”上。本书作者(自非单指作者,犹指相当大一批知识人士)受骗之深,已到了骇人听闻、被逼到丧失人性的程度。钱理群教授对此的评论是:“这样的‘划清界限’其实是逼迫背弃血缘之爱,从而越过做人的底线,是最无人道的。”(序言)
   
   “父亲于1951年冬在重庆菜园坝枪毙而死,那时我刚刚调到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住在嘉陵新村部队招待所里学习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将出发到合江县参加土地改革,领导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买点日用品,作好下乡的准备。我并不知道父亲被抓并关在重庆(全家都在成都),我在重庆观音岩的街上走着时,突然有一辆卡车上面挤满了五花大绑的犯人从我身侧驶过,我不经意地向疾驶的卡车上盯了一眼,似乎我发现车上有一个人很像我的父亲而且他正望着我,就在此时下着坡的卡车一个左转弯就消失了。我的头向右一偏,身边的墙上正贴着一张枪毙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因为经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是阶级敌人,在前不久开展的‘民主运动’中,我已诚恳地向领导表明了我的这一立场。回到住地便主动向我的青年团小组长武角(现在成都,他从四川音乐学院教务长职位上离休下来,我们偶尔同桌搓麻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表明我决不会因此而动摇我的革命意志。”(页119)
   
   这就说明,因受骗而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已达到了何其巨、深的程度!上文提到了“认贼作父”,这里却做到了“认父作贼”。试想,即便是遇到枪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股恻隐之心,何况这是“没有你、哪有我”的生身之父呢?怎么能“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呢?就算“因为经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洗脑),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按一般的规律,当时总会有“一点”伤心的,然后经过内心的斗争,想通了,“洗”掉“脑”中的那“一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最后才能说服自己,跟上“国人皆曰”的:“可杀!”很难设想,受骗到何其巨、何其深的程度,才能做到自始至终、“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
   
   让我们再引申下去。如果(实际就是)带着这样受骗到六亲不认的思想、情感,去搞土改,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还会看不惯、做不出?相当多的右派在以前的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就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在反右运动中一样,大都是充当了积极分子的。从根源上讲,是受了共产党的骗;从自我反省说,应检讨自己是否有投机心理(倒不一定人皆有之)?
   
   我看胡君并没有投机心理,纯粹是受骗。“胡君在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每期《整风简报》他都会带回家里,我自然会读到关于我的新闻,我对胡君说:‘这几乎都不是事实。’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胡君安慰我说:‘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又说:‘领导上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任何一个妻子也不愿意看丈夫那张愁眉苦脸。”(页18)
   
   “县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妻子反复对我说:‘要相信党。’”(页21)直到“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划成了右派之后,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呈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说她以朝夕相处的妻子对我的了解,可以向组织保证,张先痴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胡君这个类似殉情的行动,按当今已经进化了的汉语词汇来表达,无疑就叫做‘顶风作案’,第二天她就成为斗争对象,就成为右派份子。” (页25----26)她忠勇于爱情的精神可嘉,但毕竟表明她受骗、已到执迷不悟的程度。一、她迷信党是实事求是的;二、她自信、党是了解和相信自己的,党会欣赏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帮助党弄清事实、因而也就搭救了丈夫;三、她不仅没有鸣放,而且从未有过不利于党的言行。自然的,她想一百想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划成右派。当时的她,当然也不会有后来丈夫“一改24年前的淳朴天真”、认识到“反右运动是全国范围的诬陷运动,是使50多万右派和他们亲属子女蒙受苦难的运动。” (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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