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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反右真相——读《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二)

反右真相之所以需要还原,是因为官方居心要掩盖历史罪恶、隐藏与消灭原始资料、篡改事件本来的样子,以误导世人。又因为,“起因”关系着事件的本质,所以,难度和关键以及与会者的注意力就比较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方面。遇罗文说:“我一直认为,反右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即不是毛泽东的一念之差,也不是他突发奇想,而是蓄谋已久的。因为前几年的镇反运动就消灭了大批有可能对毛氏政权不满意的人,反右只是这种政策的继续——方式有所区别,目的都很明确——剥夺这些人的说话权利。”他“看出这么一个规律:凡是那些为民请命的、有独立见解的、民众喜爱的人物,都难逃厄运——躲过了这次,躲不过下次。所以在毛氏政权下反右是必然的。,顶多改变一下时间、名称,受害的依然还是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你想做一个好人。邪恶政权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好人。”(页24—25)张轶东说:“我认为,不可低估赫鲁晓夫在1956年前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秘密报告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其实,远从1930年的富田事变起到1955年的肃反为止,毛泽东一直是依靠高压和血腥夺得和维持他在共产党内、红区和国内的统治的。但是在那一时期,他的这种统治和统治方法,是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体制为依靠的,即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斯大林这么一个上帝。而在当时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共产党中,都有一个小斯大林。
   
   “然而平地一声雷,1956年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彻底推翻了斯大林这一尊神。这部只是否定了斯大林个人,而使丛道义上、理论上和制度上都否定了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国家内有一个至高无上,集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领袖。于是在所有共产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小斯大林们纷纷受到冲击,波兰的布鲁特急病交加,没回到华沙就死了。匈牙利的拉科西在该国人民十月起义中被推翻。我本人因当时身在前苏联,对赫鲁晓夫报告所引起的震撼深有体会,这是当时在国内和西方的中国人所感觉不到的。”

   
   “其实,前苏共20大对毛泽东的致命打击,还是从理论上否定了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和一个共产国家内,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领袖。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页56)这最后一句话,简直太中肯綮了!而从他亲历的事实中却得出这样一个不应该得出的结论:“在中国的确有过一个民主潮的兴起。而且这个民主潮的鼓动者就是毛泽东本人。” (页57)毛不是说要“钓鱼”吗?“民主”之饵对知识分子最具诱惑力,这就是谜底。对此,张先生说:“我的这种分析,的确只是个人推理,而没有原始材料作证,但是,‘阳谋’和‘引蛇出洞’,不也只是毛泽东事后说的,而没有事前的原始材料作证吗?毛泽东肚皮里的东西是不可能变成文字资料的啊!”(页58)“阳谋”是胡说。至今虽众说纷纭,但是,无论党内外,却没有听说有人支持“阳谋”说的。赵紫阳说:“阳谋是托词”。 “引蛇出洞”属于阴谋,很多人,包括李维汉、胡耀邦等都承认毛在57年5月15日以后实行“引蛇出洞”;争论仅在于,从一开始“毛泽东肚皮里”是否就心存“阴谋”?姚监复说:“既是阳谋,又是阴谋。” 他说的“阴谋”仍是指5月15日之后。他说的“阳谋”是指:“1926年,有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有的地方打了XXX,上面有眉批。XXX是《毛泽东选集》里删掉的,上面的眉批是《毛泽东选集》改的。这里我念一段:‘一部分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中产阶级右翼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留洋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因此,从1926年开始毛泽东实际上把共产党变成一个现代的、半现代的青红帮,以农民为主的一个革命造反派。到胜利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对知识分子憎恨。李锐告诉我,30年代的左派,内部杀了10万,40年代的整风,有资产阶级思想就被整肃。1953年社会主义总路线时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这就是阳谋。”(页62)应该说,这正好就是阴谋,或说,这就是反右的远因。毛明明是从来就敌视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却表现出空前绝后地、笑容可掬地、嬉皮笑脸地、千呼万唤地请这些“党外的朋友”、“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拿出“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帮助党整风。为解除你的顾虑,猴不上杆直敲锣,又是信誓旦旦:“言者无罪”,又是保证“参加和退出自由”。事过50年,回头看,除了欺骗还是欺骗;出河才见两腿泥,阴谋、阳谋泾水、渭水间!
   
   章立凡对此作了专文论述,《毛泽东在1957年的两大政治目标——“反右”动机之研究》。他说:“1957年的政治风潮,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党内‘整风’,后又全国‘反右’。只有把‘整风’研究透了,才能搞懂‘反右’。历史的内幕和人物的心态都是复杂的,从前因后果上看,整风的目的未必纯为‘引蛇出洞’,只因‘反右’的创痛太沉重,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风’也是有目标的。”(页79)这个“纯”字,自是无可反驳的。因为“纯”者100%也。谁能保证整风的目的连1%的不是“引蛇出洞”都没有呢?如果不说“纯”而说“主要”,就好说了、并且连“兼”也排除了。这也才绝对合乎毛自己的哲学:“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的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页297)这时候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大地震,波兰,特别是匈牙利,知识分子、大学生,联合工人,举行起义,纳吉提出要建立联合政府、苏联撤军、走芬兰中立化道路。这要是抹上中国特色,就是要反对“党天下”,反对“一边倒”。毛尚未号召党外、帮助党整风前,对党内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著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34)随后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就是因为“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定要“蚂蚁出洞”、“乌龟王八都出来”,要诱着他们“吭声”的吗?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同上,页352)再加上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对苏联“解冻”、反对个人崇拜,现在的人都无法想象反应是何其强烈!这些我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去看看毛反右前的所有对内讲话(都在毛选五卷上),再看看前后两副绝然相反的嘴脸,就不用我多置一字,事情本身就具有自明性了。
   
   章先生说:“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风’也是有目标的”。他对整风目标的叙述倒是很谨慎的。而“很多人”却相反。许良英说:“不少人,包括李维汉和陆定一,以及邓小平定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鸣放、反右历史时,都重复毛泽东1957年5月以后那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为‘自由化分子’的阮铭,直至80年代还持这种观点。甚至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竟也附和这种颠倒是非的说法,说什么毛泽东“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李医生显然不了解外界实情,轻信了毛泽东自编的由头。” (《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段回忆和思考>>《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其实,何止阮铭!王若水说是“急转弯”(《新发现的毛泽东》第275页。);赵紫阳说“阳谋”是“托词” (“议报论坛”网站:柳萌《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特大刽子手!》);胡耀邦说“引蛇出洞只是短时间。”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212页。)朱正的“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说(《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页540) 、凌锋的“大吃一惊” 说(《中共风雨八十年》,页124)、余英时也信了李志绥的“毛错估”说(〈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反叛的御医》,页92)等,和本书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认识的;至于“猖狂进攻”说,就更不屑一提了。在识破这一阴谋上,有先见之明的,刘宾雁说,只有邓拓一人(刘宾雁为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一书作序:<毛泽东一手定乾坤>),我认为吴宓教授也该算一个。有后见之明的,有李慎之,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就多了。
   
   问题中有一个奇怪的共性:凡不赞成“阴谋论”的,只要据实论证下去,就必然反而导致“阴谋论”。前已屡见不鲜,谨再以王若水为例以明之。他说:“从整风以后,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当时干部的怨气也超过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新发现的毛泽东 》第275页)且看他随后在第293页又是怎么说的?“在这次会议(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 “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好一个 “杀机”!先一年有 “杀机”, 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用得着 “急转弯”呢?
   
   由 “杀机”论导致 “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 “杀机”,后来要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 “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 “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 “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1956年怀有 “杀机”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 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恳,开放开明,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着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 阴谋诡计的词语——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瞑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 “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
   
   章先生论政的着力点有二:一是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一是变党的领导为个人独裁。就是章诒和说的:“中共独霸全国,毛是独霸中共”。(页42)也和本书216页之拙文《再论“反右”与“文革”》的“两个范畴”说,具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蒋介石,党内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一件是发动文革, 党内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何以如此?从 ‘立’讲, 前者是建立共产党的 ‘党天下’,后者是建立毛氏的 ‘家天下’;从 ‘破’讲,前者是‘打倒反动派’,后者是 ‘斗党内走资派’。当然, ‘家天下’绝对必须以‘党天下’为基础。”故而,反右在先,文革在后,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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