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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制造聂树斌——甘锦华抢劫案的当庭辩护词


   /滕彪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竹青、陈广辉、林葵生法官:

   本人接受被告人委托,在阅卷、会见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为被告人甘锦华作无罪辩护。
   一、 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4年10月12日,广东顺德区陈村镇的慈济精舍内两名尼姑被杀害,同年11月12日甘锦华因闯入同村甘信豪家而被拘留。2005年6月10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甘锦华死刑,甘提出上诉。同年1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2006年4月,甘锦华临刑喊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2008年1月7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同年4月18日作出死刑判决。甘锦华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当庭没有任何质证,控方完全没有完成举证任务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甘锦华犯有抢劫杀害两名尼姑以及抢劫甘信豪的证据,主要有被告的四份有罪供述、法医学鉴定书、足迹鉴定书等。但是,在今天的庭审中,出庭的公诉方没有任何一位证人和鉴定人出庭,完全无法对证据进行质证,完全无法解释辩护人在此前以及本次庭审提出的数十点疑问。
   今天的审理是重审阶段的二审,既是事实审又是法律审,是和原审阶段的一审二审、重审阶段的一审完全不同的一个全新的审判。今天坐在审判席上的合议庭成员,没有看到控方的举证过程,没有接触过证人、鉴定人,没有听到控辩双方对证人和鉴定人的口头询问——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事实呢?控方在法庭上必须完成举证任务,否则就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罪名不成立。虽然我们对2004年10月12日慈济精舍两尼姑被杀害没有异议;但严格地说,今天的公诉人,连这一点都没有加以证明。除了被告人今天在法庭上的陈述之外,公诉人的证据等于零。
   直接和言词原则,也称为口证原则,是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法律原则。法官必须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并且只能依据这些口头质证和辩论来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非具有法定情形,任何庭外陈述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作为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它也体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的相关规定中。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四十一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第一百四十四条:“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事先准许不出庭的除外。”
   而本案的任何一个证人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任何一个鉴定人也没有事先从法院那里得到不出庭的准许。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经不起任何推敲和质疑。——正如在原审的一审和二审一样,没有任何证人、鉴定人接受质证就匆忙做出判决,实在是草菅人命。
   对于控方提供的书面材料,我们仅仅对10月12日案发情况的林正英的证词没有异议,对其他的所有被告人陈述、鉴定结论和书面询问笔录,我们均要求口头质证。本案的侦查人员、鉴定人和证人在哪儿?为什么不按照法律的要求来到法庭——向被告人、向法官、向律师、向旁听的公众——解释你们所写的证词或者你们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正是你们的供词决定着被告人的有罪或无罪、生或死!
   进行刑讯逼供的李志权等人在哪儿?
   解谦、梁晓波、吴晓平、杜德龙、洪锦华等办案人员在哪儿?
   送交和接收检验材料的马宏声、宁波、孙彦江、刘新胜、张勇年在哪儿?
   鉴定人符静、罗宗凯、李建金、伍心尧、余穗生、裴浩在哪儿?
   证人甘信豪在哪儿?
   被告人的妻子王玉萍、母亲何淑贞、姐姐甘丽欢在哪儿?——她们现在就在本法庭的门外,等着出庭作证。她们可以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案发时不在现场;她们可以证明,控方所称的作案动机并不存在;也可以证明,办案机关的其中一份《有罪供述》属于捏造;也可以间接证明,被告可能受到了刑讯逼供。但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大的死刑案件,对于如此重要的的关键证人,合议庭竟然拒绝她们出庭作证。辩护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作为公诉人和法律监督机关,听到王玉萍等人的名字就慌张不已,你们怕什么呢?你们声称,被告人妻子、母亲的书面证词可以证明被告人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为什么不敢让她们当庭接受双方的询问?
   三、控方的书面材料(所谓证据)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完全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1、关于《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提取的五、六号检材(即登记表上的七、八号检材)是从哪儿来的?《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示意图”和“现场照片”均没有该鉴定书中所提取的“五号检材”(即现场二楼房间书桌上纸张上可疑血迹)、“六号检材”(即现场二楼房间书桌左抽屉内纸张上可疑血迹)。(疑点之一)
   鉴定机关没有一个规范的移交手续(罗宗凯的笔录也得到印证),只是提交了一本个人笔记本(个人笔记本是不能当作移交手续的,且这可以事后补记)。罗宗凯证实一般现场提取检材回来都附个清单给他,但为什么这个案件没有移送?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存亡的案件,办案机关怎么可能没有正式的移交手续(指有受理单位的签章,也有相应的受理日期)?(疑点之二)
   据现场情况(被害人已多处受伤,全身是血,而作案人手也已流血,双方并经过了激烈的搏斗,再去二楼抽屉翻抄财物时在纸张上留下了血迹,理应是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混合血,怎么可能是被告人一个人的血迹?(疑点之三)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提取的四号检材(即现场一楼佛堂功德箱上可疑血迹)的鉴定结论为无DNA分型结果,推翻了佛公刑技法物字[2004]222号的鉴定结论,即“现场一楼佛堂功德箱上血检出二人以上混合基因分型,符合死者林柳英、周华二与犯罪嫌疑人甘锦华的血的混合"。这理应成为被告无罪的有力证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针对该结论的《说明》认为,四号检材无DNA分型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时间太久和检材的量太少,但为什么同样的检材量,第一次鉴定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疑点之四)
   2、关于《法医学委托、受理鉴定登记表》。
    “登记表”既没有受理日期,也没有受理机关的签章。如何判断其真实性?(疑点之五)
   “登记表”的出现与罗凯宗的证词(此案没有移交手续)相矛盾。(疑点之六)
   “登记表”上有21个检材,与罗凯宗的证词(22个检材)相矛盾。那个新增的检材(即甘锦华的血)是谁在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若是包括甘锦华的,就说明前21个检材的检验都是等到2004年11月12日甘被抓之后作的,那血检图谱及登记表都是事后伪造的。(疑点之七)
   为什么“登记表”上的委托人和《佛山市公安局法医学鉴定书》上的送检人不一致(登记表上为马宏声、宁波,而佛公刑技法物字[2004]222号鉴定书的送检人是:马宏声、刘新胜)?而且委托日期也不一致(登记表上委托日期为2004年11月12日,而鉴定书的委托日期是2004年11月22日)?(疑点之八)
    为什么《法医学委托、受理鉴定登记表》记载有21个检材,而做出结论的只有8个检材,为什么没有其他13个检材的结论?当中是不是存在第四个人的血或更多人的血?(疑点之九)
   3、关于《佛山市公安局法医学鉴定书》。
   同类的检验对象,为什么2004年10月26日就生成了甘锦华的DNA,而其他的是在11月25日才生成?(疑点之十)
   《佛山市公安局法医学鉴定书》上的4、5、9号检材(即分别在功德箱、书桌纸张和杂物间门口地面上的血迹),在《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示意图》上并不存在,这些材料是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人为制造的呢?(疑点之十一)
   四号检材上并无甘锦华的DNA分型结果(按中山大学的鉴定结论),佛山市公安局怎么得出了存在甘锦华的DNA的结论?(同疑点之四)
   4、关于《痕迹鉴定书》。
   《痕迹鉴定书》于一审判决前(2005年5月10日)就已形成,但为什么不在一、二审期间向法庭提供,而是隐藏到死刑判决生效以后、到重申阶段才出示呢?为什么在一、二审期间,辩护人一直请求公诉机关出示足迹鉴定的结论,可办案机关却说没有作该鉴定呢?(疑点之十二)
   5、关于《有罪供述》。
   第七次《讯问笔录》记载的讯问地点是“顺德看守所”,但是王玉萍、何淑贞、甘丽欢证实当晚(2004年11月15日)与被告人在 “陈村派出所”见面。是否存在者伪造笔录的情况?(疑点之十三)公诉人今天在法庭明确肯定被告人当时就在顺德看守所,你们真的相信你们说的话吗?是陈村派出所的车把王玉萍带到陈村派出所的,之后6个家人等了2个多小时才看到甘锦华,难道他们会不知道自己熟悉的陈村?会和六七十公里外的顺德看守所相混淆?作伪证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们是不是要以伪证罪的罪名把被告人的母亲、妻子和姐姐、姐夫抓起来?你们是不是准备以刑法306条把辩护律师抓起来?你们面对着被告人和坐在旁听席的家人竟敢如此撒谎?
   据《有罪供述》,被告向两尼姑分别刺了三、四刀,但被害人身上分别有15处伤口,和2l处伤口。(据被告人当庭陈述,办案警察李志权说,看过验尸报告,两个死者都被刺十刀以上与被告以前讲的相差太远,于是重新做一份笔录,并且是在不允许看内容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疑点之十四)
   《有罪供述》所称的犯罪动机是:被告人因赌博输了钱,于2004年10月11日从妻子王玉萍信用卡中取出的1000元钱,为了填补该缺口,于是产生了去“盗窃慈济精舍”的想法。而《王玉萍存款交易记录》证实,并不存在此次1000元的取款交易记录。而被告人当日去广州市场购入1700元左右的五金货物(有货物进出帐的笔记本、广州环翠园五金批发市场江苏天工工具门市部陈军的证词、当日的送货单、购货单为证),也证明被告人当时并不缺钱。2004年10月20日左右被告人因生意上资金周转不畅,向母亲何淑贞借款1万元(有借条、母亲何淑贞的证词为证)。即使被告缺钱,大可以向家人、亲朋去借,而无须去偷去抢。“认罪供述”上所说的作案动机怎能成立呢?(疑点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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