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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放弃——记一次“绑架”

来源:人与人权
    造成他们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以后,再也无法回来。

(一)


       

   2008年 3月 6日,晚8点25分,在万圣书园买完书,给妻子打电话,说20分钟左右到家。
   8点40分左右,刚把车停下,准备关车门的时候,围过来三四个中年男子,一个突然猛拍我的肩膀问:“是滕彪吗?”没等我回答,他们就强行把我往一辆黑色轿车里塞;几秒钟以后我才明白发生了绑架!我开始拼命挣扎,大喊大叫,足足有三分钟。我想这声音足以让周围四栋楼的居民以及小区保安全都听见,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我寡不敌众,被他们狠狠地反剪着手腕,动弹不得。被塞到车上之后,我已经喊不出来,喊了也没人听见,就立即冷静下来。
   扭斗中,他们把我的眼镜给弄走,车里一片黑暗。他们有四个人,我的左右各有一人,牢牢控制我的四肢。他们给我罩上头套,一路上左边的人死死反剪着我的手,右边的人用后背把我的脑袋紧紧压在后座上,我每一反抗,他们就用污秽不堪的话来辱骂,尤其以左边的人最为恶劣。
   我开始想,这一拨人究竟是谁呢?很有可能是国保,与去年10月李和平律师被绑架那次非常相似,这一次,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荒郊野外,脱光衣服,拳脚,电棍,扔到路边,打车回家……不到两年,亲眼见到的政府绑架行为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山东临沂,陈光诚案开庭前一天,一个重要的证人陈光余被绑架;另一次是在我家楼下,陈光诚的妈妈和孩子被山东警方绑架。其他的就更多:2005年9月6日,陈光诚被绑架,2006年8月17日,高智晟被绑架,2006 年2月16日,胡佳被绑架,2006 年4月16日,刘正有遭绑架,2007年9月30日,李和平被绑架,2008年 1月14日,齐志勇被绑架;我自己介入的一些人权案件中,以绑架的形式来抓当事人、抓证人、抓律师,也常有发生。
   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我的身子骨还承受得住。但这伙人凶神恶煞,如果不是东厂而是土匪,那麻烦就大了。在办案中得罪过一些官员警察,他们要跟我玩黑的,那就比较惨。卸掉一个胳膊一个腿,或者像付先才那样被打瘫痪,也并非没有可能。人到这个时候,就得认命。
   四十多分钟以后,车停了;从附近的狗叫声感觉,像是在郊区农村。几个人从车里出来,押着我到一间屋子里,从始至终我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姑且叫他们四个ABCD。匿名的暴力、匿名的罪恶。
   摘下头套,他们命令我在屋子的中间站着。几个人围着我,一张张凶横的脸。一个人说,“把衣服脱了!”心想糟了,要开练。我没动。不料他说:“把外套脱了,屋里热。”
   一个人开始训话,叫他E吧。E也有可能是ABCD中的一个,但无法证实。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你们是谁?干什么的?”我大声反问。
   “我们市局的。不是黑社会,你放心吧。”
   “你们有证件吗?”
   “现在不是时候,需要的时候会给你看的。”
   我的左手腕被他们掰得很痛,就不断地来回活动,像拳击选手上场前的准备动作。
   “怎么,要打架啊?”E说。“再这样动,我们的枪走火了怎么办?”“哥几个等你一天了,你要是再拱一拱火,能有你好受的吗?”
   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我突然想起,早晨岳母来的时候,说楼下有个可疑车辆,发动机开着。我想无非是昌平国保想在两会期间看一看我,例行公事,没什么好怕的。往下一看,不是那辆熟悉的桑塔纳,应该跟我没关系。原来就是这个作案工具!
   我只是盯着他们看,不说话。站着,往上看顶棚,尽量不低头。房间里有两张桌子,几把椅子,窗帘严严地把窗户堵住。此外两盏灯,一个暖气片,别无他物。正前方的那盏灯,正对着我的眼睛,没点亮。我一下子想到上海访民说的“特提室”,我猜那东西很可能是强力灯光兼录像设备。不管怎样,这里不是宾馆也不是民宅,肯定是提讯室了;第二天趁他们开门的时候,我还看到走廊对面也有个几乎同样的审讯室。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不如实回答,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最担心的是家人。而且看了一下午书,又累又饿。我提出条件:“让我回答问题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给爱人打个电话,第二要吃饭。”
   他们说,按照规矩电话不能打,但仍然可以考虑。又来训话。这伙人是洗脑专家,有极强的演说欲,可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陈词滥调,思想贫乏,逻辑混乱。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人回来说,“电话不能打,但可以发个短信。你准备说什么啊?”
   “我只想告诉她让她别担心。”
   “你就写:在和朋友谈事儿。”
   给我手机,我写道:“老婆,别担心,照顾好孩子。在和朋友谈事儿。爱你的老公。”他们审查了一会儿,觉得不是在传达其他的信息,就让我发送了。时间是2月6日晚10:45。
   她用不着判断是否是我本人发的,就可以知道,我已经“出事”了。因为我平时出来不会用“照顾好孩子”、“爱你的老公”这类词。这也正是我的用意。
       
   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拿来盒饭,让我吃。油麦菜已经凉了,不新鲜,也不够吃。F说,“吃吧,里边更素。”“里边”指的是看守所。下一步是要送看守所。他们多次暗示,那里面日子更难过。
      

(二)


      
   E说:“判你个十年,等你出来成老头儿了,还能干什么呢?”
   “别跟政府作对。我们把你饭辄弄没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饭辄就是工作、谋生方式。他们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对入狱前和出狱后的一些思想犯,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E说:你在这儿的时间长着呢。一会让我这位同事给你宣布一下这里的纪律。F体格粗壮,三十多岁,后来知道他是看守人员的头儿。
   “第一,早晨六点起床,进行操练。第二,警官进出要起立,喊警官好。第三,如实回答问题,声音要大。”
   这个第二项,明摆着是要侵犯人的尊严。给这帮专门以思想自由为敌的秘密警察起立,真是没有天理了。
   两个打手虎视眈眈的坐在我的两侧,随时准备动手。我得想办法消极抵抗。
   我也知道,那个像探照灯似的东西, 一定同时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尽量要在每一秒钟都保持平静和自信。
   之后进来另外两个人:按照出场顺序,应该叫G、H。他们专门负责问话和做笔录,大概是预审处的。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起立,E说,你是不是把规则忘了?我懒洋洋地站起来。但不说“警官好”。(后来我一直坚持不说,在他们出门的时候也不起立;在进门的时候,慢慢地作出要起立的样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立即表示可以坐下;有时候我在吃饭或写东西,就装做没看见他们进来,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E、F都出去了,屋子里剩下G、H、我以及两个看守I 、J。看守共有I 、J、K、L、M、N六个,三班倒,24小时进行看守,寸步不离。吃饭、睡觉、上厕所、思考问题,总有两双眼睛在近距离逼视。一下子想起《1984》里的电幕。按我的理解,24小时严密看守,大概有三个目的:防止逃跑,防止自杀,另外就是汇报被看守人的一举一动,包括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情绪变化,据说他们有专门的洗脑专家,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一个人的弱点,然后展开心理攻势,随时调整洗脑策略。不过大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在不到一米的地方盯着,真的很滑稽,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小的侮辱。
   G、H开始正式问话。G主要问,H主要记。问话中也掺杂着大段大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6日晚的核心问题是:
   你从农村考上北大,又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又是大学教师,又是律师,也有不错的家庭,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专挑政府的毛病,还跑到海外去发表?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政府做好事情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表扬?你眼中还有没有国家利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G说到在海外发表文章和爱国主义的时候,H好象有点激动,插话到:“崇洋媚外,臭卖国贼。”我用蔑视的眼神盯着他,不说话。不过这些洗脑工作者也一样是洗脑教育的受害者,应该同情才对。
   G还不错,不是毫无人性的那种。他说他自己的经历和我有相似之处:出身贫穷,1992年上大学,也经历了93 年申奥失败的场面,等等。他说,“你首先想到给老婆打电话,说明你还是有责任感的,这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多给国家负些责任?西方人本来就不了解中国,你又专挑黑暗面讲,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什么了?”(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的逻辑是刚好相反的。“什么民主,什么维权,你还是多为自己家庭想想,你进了监狱,老婆孩子怎么办?”)
   等他们全说完,我开始讲:“我从小在贫穷的农村长大,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很了解。上大学学了法律之后,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也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乃是人民受苦的根源。孙志刚事件之后,我逐渐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更有责任作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我是法律学者,是兼职律师,我觉得必须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最起码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说真话也有风险;而我觉得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有知识、有资源的人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最悲惨的人去承担。
   “我在一些文章和一些场合也肯定了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我认为这种进步主要由民间付出了不少代价争取来的,但我也不否认体制内的人也做出过努力。做为独立知识分子,我绝不会做歌德派,一味歌颂赞美,拍马屁;我觉得,政府只要作一点儿好事,有一点儿成就,就会有大批大批的文人、记者、学者去歌功颂德,绝不缺我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要找毛病的,即使在一个制度不错的社会里,也永远有各种弊病。
   “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同样负有对家庭成员的责任。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一个都不能放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作着艰难的平衡。我当然不愿意进监狱,但决不害怕进监狱。”
   他们拼命地想把我的文章靠上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说:“我爱国,爱人民,从来如此,也不会改变。我觉得,指出我们国家、政府的缺点错误,积极地帮她改正,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热爱。忠言逆耳,隐瞒和欺骗只能害了她。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知识分子最有可能知道制度上的弊端,知而不言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对祖国如此热爱,怎么可能去煽动别人推翻国家政权?我专门研究法律,代理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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