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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背景下的陇南民变

   17日上午,甘肃陇南数千市民聚集市委市政府门口,为拆迁占地、震灾生活费讨要说法,双方发生冲突,警车被烧,武警戒严,有市民受伤。市民本是集体上访维权,然而政府出动武警镇压,让纠纷性质截然改变,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显得非比寻常。

   陇南紧邻四川,是四川地震的第二大灾区,罹难居民达300多人。市民情绪还未从震灾中平复过来,而陇南市政府搬迁,征地补偿款不能到位,但居民房屋被推毁,无处可居;灾民震灾款每月300元不能及时发放,甚至被官员克扣截留。这两条是直接引发此次从上访到民变的导火线。

   陇南民变,并非官方所言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闹事,这是标准的民间集体维权行为,却受到官方镇压。陇南是中国贫穷地区之一,民不聊生,讨要公道,合理合法。他们兼具灾民和失地农民两种身份,政府切断他们的生存根基,将市民逼上绝路。陇南市官员的胡作非为,是此次民变的直接原因。

   而政府处理民变的方式,非常愚蠢粗暴,动辄出动武警镇压,极易引起民意反弹。本可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包括贵州瓮安民变,都不是出自政治原因,而是民不聊生。他们的诉求是保障自身合法经济权益,而非其它,与拉萨骚乱截然不同。政府出动军队镇压,显然师出无名。

   政府信奉暴力管制,并以此处理官民经济纠纷,显然是权力合法性来源不自信的过激反应,这将把执政党自己逼进死胡同。暴力革命意识形态,仍作为今天政府治理理念,与市场经济和公民维权,背道而驰,完全不适合当前中国社会,也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

   贪婪自私是人的本性,对于一个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更是如此。买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源,而通过土地建立面子工程突出官员政绩,在此过程中,最容易出现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因此,极易激发政府和官员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利益和政绩最大化冲动,这是普遍的为政为官之道。而官员不是民众选举而出,所以他们并不在乎民众的利益。政府总是常有理,而民众总是受害者,这是执政党权力合法性危机以另一种面目被民间表露出来。

   因此,一美国总统曾说,把政府关进笼子里,笼子上插上五道栅栏——选举制度、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多党制。这同样是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回避不了,只是时间问题。频繁的官民经济纠纷一再上升为暴力冲突,已将这些选择的迫切性拉近。

   今年爆发的几次拆迁占地引起的民变,具有共性,即官方对民间赤裸裸的掠夺,以摧毁民众家园为特征,让民间忍无可忍。本质上是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官员贪婪无度。这些共性存在于中国城乡每一个地方,而摧毁家园引发的民怨极具示范性、传染性和认同感,而经济衰退加速了民怨爆发,极易在其它地方得到复制,这恐怕是比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事实。

   中国制度改革比挽救经济衰退更为迫切。政府承诺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维持GDP的高增长,中央政府能拿出多少钱,还不是地方政府自掏腰包,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已经在财政上破产,这在大陆经济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而地方政府迫于中央拉动内需的压力,不得不把手再次伸向最能来钱、来钱最快的土地买卖,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让老百姓埋单。结局是陇南事变特征的官民冲突的无限放大和扩展,军队出动镇压,在这个轮回反复过程中,经济危机将会演变为政治危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因经济危机导致制度转型,已在许多拉美和亚洲国家反复上演。经济危机是制度转型的最好机遇,这已经不需要证明,至于能否成功转型为民主制度,尚需其它条件。

   这波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大陆已卷入其中。跟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威权政府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政治风险,官民冲突将会越来越频繁,官民经济冲突将会演变为普遍的政治反抗。如若执政党不妥协让步,主动开启党禁报禁,还一味迷信军警暴力,中国将会发生全面动乱。

   

   2008年11月19日

   

   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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