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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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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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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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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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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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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中国社会历史转轨的第一推动力。  

   当代中国,事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说起,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故事成了“创世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却被认作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之所系。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什么样,并非是预定的结果,而是真理标准讨论所释放的能量铸造出来的成品。以实践检验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是人民以切身的体认检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出现的转折,只不过表明共产党接受了实践的检验。所以,论现象背后的本质,不是政党的转折决定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的意志决定政党的转折。

   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检验是非,冲破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牢笼,摆脱了神化毛泽东的精神枷锁。思想大解放,导致政治大改观、经济大调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航程,以及改革开放促成社会的变化,肇始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亵渎了原先“神圣”的事物,颠覆了旧时“伟大”的口号,所以它才是真正伟大的。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完成应有的历史使命,就被扼杀了。今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也是由于这场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煮成了“夹生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以至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能忽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真理标准讨论。

     现在人们又在谈论“第三次思想解放”,还在谈论“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对第一次思想解放却淡忘了。而且,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经验和教训根本就没有很好研究,某些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作用,或被掩盖或被歪曲。三十年过去了,此刻还不说出历史的真相,更待何时?

   

   (一)恶梦醒来是严寒

   

   一九七六年,丙辰清明节,北京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逝世之机,反对“秦皇专制”,愤怒声讨“四人帮”。人民表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压抑已久的真实意志,但遭到暴力镇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一次血洒天安门广场。

   四月的英雄碧血灌浇出十月的胜利之花。当人们得知“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消息,奔走相告,私下庆祝。继而涌向街头,北京人倾城而出,游行了三天,每天人数都超过百万。半年以前,在“四五”运动中郁积的悲愤,一吐为快。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的正规提法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一九八〇年成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改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拯救中国于败落的大功劳。抓“四人帮”在形式上是一次密谋政变。但在当时的中国,法制败坏,已经没有可能通过合法的程序正义扫除政坛上的垃圾。事后,人民群众的欢呼和拥护,证明了政变的实质正义,并追认其合法性。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经济濒临崩溃,冤狱遍于国中。一阵激情的躁动过去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希望出现的变革。原因是,当时大权在握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极力维持现状。他们利用了人民的意志,但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改变“四人帮”所推行的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消除由左倾路线造成的有害结果。华国锋认为,“四人帮”问题的要害是“篡党夺权”,扫清了通向最高权力之路,问题就解决了。历史上,在上层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社会政治危机,常有这种局限性。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万八千人大会上,传达关于“四人帮”问题的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十月十八日发出)。他借题发挥,说:“粉碎‘四人帮’以前,把矛头指向‘四人帮’也是错误的,那是分裂党中央。”这是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局面,应当一仍旧贯。人民要求把“四人帮”从党中央“分裂”出去,而和“四人帮”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党中央某些人是不愿意被“分裂”的。指责当时把矛头指向“四人帮”的人是错误的,同时就是标榜自己把矛头指向反“四人帮”的人是正确的。吴德正是那个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演说、指挥清场的镇压“四五”运动的负责人。华国锋也是在“四五”运动被镇压之后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流血的“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基础。粉碎“四人帮”后,“四五”运动中被逮捕的三百多人却继续在坐牢。人民怎么能容忍?因此,第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与此相联系,同时又要求作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总后台”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人民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首先集中为此二者。当时有一首概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民谣:打倒刘少奇,大家喊声齐;打倒林彪,吃惊不小;打倒邓小平,谁也弄不清;打倒江青;拍痛掌心。

   当人民欢庆打倒“四人帮”拍痛掌心的时候,还要坚持“谁也弄不清”的“批邓”,可谓不识时务矣。但采取“怀仁堂之变”解决“四人帮”问题,本来就不是反对他们的思潮和路线。所以,清算思潮、改变路线,严重的斗争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于维持现状的人来说,如果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此二者守不住,就大事不好了。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两个凡是”出笼

   

   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谈话。他对当前工作发出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事实上,“批邓”已经批不下去了,此举不过是执意压制人民的呼声。理由何在?他就抬出“凡是”来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 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说“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说“对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坚持“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他主张体现“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样版“朝农”(朝阳农学院)还要办,鼓吹“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还要放。他的理由无非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看过的”,等等,等等。他的“凡是”就多了,而且也绝了:“毛主席说的、写的,一个字也不能动。”(2)结果连错别字也不能改,于是闹出了笑话。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将“累戒不改”写成“累戒不戒”,错了一个字。这本是笔误,第二天《人民日报》就作了更正。这篇文章收入毛选五卷是按手稿刊印的,还是“累戒不戒”(第438页)。“累戒不戒”是什么意思?谁能懂得!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毛选五卷中被写成“扬帆”(第147页)。在“凡是”派看来,凡是毛主席写的都是没有错的,要错就是杨帆自己姓错了。

   十一月三十日,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们用不同的语言重复同一的思想。但吴德最先归纳为“两个凡是”,既不是一个“凡是”,也不是多个“凡是”。

   为了转移人们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的注意力,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一社论将“两个凡是”规范化,昭告天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文章是由汪东兴和李鑫策划,郑必坚、龚育之(3)执笔起草的。二月四日,汪东兴送审时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组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华国锋批准发表。两报一刊事先一无所知,只得奉命刊登。“学好文件”,一是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另外便是学“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文件毫无关联,不知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学。“抓住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具体化一下,“深入揭批‘四人帮’就是当前的纲”。除了“两个凡是”这一吸引人注意的亮点以外,社论全文陈词滥调,逻辑混乱;而从全篇的结构来看,“两个凡是”是生硬地嵌进去的。(4)

   “两个凡是”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凡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凡是今后的一切都照搬。”不问对错,不问条件,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语)两报一刊社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的最为权威的发布方式。此论一发,形势大变。人称这才是真正的“二月逆流”(意谓“文革”中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并非真正的“二月逆流”)。三月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还有“两个凡是”的另一个版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但“二七”社论中的“两个凡是”已广为流传,成为标准版。

     

   “两个凡是”的实质

   

   毛泽东刚逝世,华国锋等人忙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目的是为“两个凡是”设置一个神殿。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带头签名,中共中央领导人曾作出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决议。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了“凡是”。所以,“两个凡是”的实质完全不能从它的字面意义来了解。

   “两个凡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第一,维护毛泽东这位尊神,接续个人崇拜的香火。“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病入膏肓,蛰居深宫,已经不能正常地思考,甚至连说话都句子不全、咬字不清了。将他的所谓“指示”和“决策”视为神明,毫无理性精神可言。这些“指示”和“决策”之所以必须奉行,不在乎是否正确,而是出之于神圣毛泽东。保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能延伸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华国锋的继承人地位是来自毛泽东的一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毛之所以“放心”,只因为华“不蠢”。华作为“英明领袖”,无以服众,只得祈求“伟大领袖”毛的亡灵。

   第二,维护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催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出版时,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的长文,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理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照华国锋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毛泽东著作就已经“贯穿”了。华国锋还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说,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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