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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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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儒家良知说的异同

   康德与儒家良知说的异同

   康德和儒家不乏相通之处。我曾指出:康德认为上帝旨意与道德律令互相配合,他的理性法则与感性法则,与宋儒的“天理”、“人欲”概念颇为默契;他那“人应该克制低级欲求通过遵守道德律追求至善而成为完满的存在者”的思想基调,与“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不约而同(详见枭文《为“存天理,灭人欲”叫好!----为理学辨诬之一》)

   康德和王阳明两人关于良知的阐说亦有相似之处和有融通互补的可能,如他们都寻求道德义务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都强调道德的先验性、道德自律、道德的主体性。不过两人的差异性也是明显的。邓晓芒在对康德的良知与孟子和王阳明的良知作比较时认为:

   康德的“良知”Gewissen,德文有“确定的”之意。是“确定的知”,因而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这一点与孟子和王阳明的良知说类似。但不同的是:康德的良知说是消极的,孟子的则是积极的;康德是超验形式的,孟子是经验具体的;康德是内在自省的原则,孟子是实行于外的原则;康德是对自我的超越和警惕,孟子是自我的直接在场,没有对自己“本心”的超越和警惕;康德是理性的,孟子是情感的;康德是基督教的谦恭,把决定权留给了上帝(枭注:这里又暴露出了康德的可怜),孟子是无神论的自信,凭自己就可以决定善恶(邓晓芒《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

   除了上述不同,两人还有更大的不同:康德仅将良知视为“人内心的一种审判意识”(详见康德《论良知》),王阳明是从本体的层面论说良知的(孟子和王阳明两人所论的良知,层次不同,以良知为本体,始于阳明,新儒家诸君多有阐述,东海良知主义与诸前辈良知说本体说一脉相承,然同中有异。详见东海良知诸论,兹不赘)。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天地万物皆从良知中产生,没有良知,便没有天地万物,良知不只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天地万物一切现实存在的基础。“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真是与物无对”。他又说,良知是“天渊”,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因此良知即“太虚”。天地万物在太虚中发育流行,就是在良知中发育流行,而不在良知之外。

   良知作为本体,兼具心物的性质和信息,它“生发”和涵盖人类身心及宇宙万物等现象界的一切,它普遍而又特殊,深入一切而又超越一切(本体心物一元,心的一面是占主导地位,即乾元主导坤元)。而康德的“确定的知”也好,“人内心的一种审判意识”也好,或者西方哲学家常说的道德法则,孟子的“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人皆有之”非由外铄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仁义礼智”四端,等等,都是意识或本能层面的“东西”。意识或本能皆属于良知的作用而不是良知本身(然复须知,体用不二,从作用层面论述良知并没有错。阳明知“体”,但主要也是从“用”、即意识和本能的层面论述良知的)。

   关于康德与儒家良知说的异同,牟宗三先生在《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一文中作了分析,他认为康德说良心是内部的法庭,与阳明所说一样,但康德只说到这里,等于良知的主观义,还不是良知的全部。良知还有客观义与绝对义,非康德所具备。(详见牟宗三《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  我对康德既有否定又有肯定,既觉可怜又觉可敬,例如,康德尊崇道德律令,可敬,同时相信上帝,尊崇上帝旨意,可怜(康德哲学三假设,其二为上帝及灵魂不灭)。而在他心目中,道德律令(自由意志)与上帝旨意都是超越的,无限的。这又相当于“两元论”了。

   曾作《可怜的康德》,其中说:以中华文化的标准衡量,康德哲学仍是浅薄粗陋贫困可怜的。但请注意,这是“以中华文化的标准衡量”,特别是以东海儒家的标准衡量,同时译者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就西方言,康德则是很优秀的学者,他的自由意志、良知诸论,相比儒家甚为浅粗,比起西方一般学说及儒佛道之外的东方思想,则高明得多。所以,康德既是可怜的,又是可敬的,就象一个土财主,比起帝王之家是贫困的,比起贫民之窟又是富有的;又象一辆拖拉机,比起皇冠宝马是粗陋落后的,比起牛车马车又是精美先进的。2008-11-28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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