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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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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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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无碍,得大自在(新稿)

   仁者无碍,得大自在(新稿)

   一仁为一切忠信礼乐道德制度之本。仁与义礼智信及其它各种道德原素在一起时,仁为本;单说仁时,兼体用而言。仁亦体亦用,落实和呈现于个体生命中,就是大智大勇大善的三合一,一种内在大自由。

   仁作为儒家根本之道,于内为圣,象征意志道德之自由;于外为王,追求社会政治之文明。朱熹对仁的认识颇为透彻:

   “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圣人亦只教人求仁。盖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头头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朱子语类》)。

   儒者应为仁者。正人君子是仁者,贤人是高境界仁者,大人圣人是最高境界的仁者。仁者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头头是道。只要出自本心即真心公心,随心所欲又何妨?逾矩又何妨?孔子说,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指“仁”,不是指一般世间礼法,更不是指苛政恶法。礼法不违仁本,仁者自然不会逾,礼法如有违仁道,仁者未必要遵守。

   仁者无碍。用佛家的话说,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可谓“习心一歇真如现,大道通时万事通”,“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何以见得?

   二仁者可以“跑官”。孔子就有“千古跑官第一人”之称。与众不同的是,仁者是为理想、信念、仁爱而跑官,是为了追求理想政治、实现政治理想去当官,不是为权力财富个人享受。

   仁者可以求利。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只要“见利思义”(《宪问》),求之有道,就不违仁。至于“求利当求天下利”,更是仁者题中应有之义。

   仁者可以开骂。该喜则喜,喜则笑,该怒则怒,怒则骂。朱子曰: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又曰:因是人有可喜则喜之。圣人之心本无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则怒之,圣人之心本无怒也。譬诸明镜试悬,美物至则美,丑物至则丑。镜何有美丑哉?(《朱子语类》)

   仁者可以恶人。孔子说,他厌恶那些好说别人坏话的人、居下位而诽谤在上位的人(注意,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诽谤而非合理批评或正义反抗。孔子主张在朝为官该对君主勿欺而犯、直言而谏)、好勇斗狠而不懂礼节的人、果断而顽固不通事情的人。子贡接下去说,他厌恶那些抄袭偷窃取别人的成果却自为聪明的人、毫不谦逊却自认为勇敢的人、揭发别人的隐私却自认为直率的人。(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

   仁者可以不让师尊。只要是正真之理,是正义之事,就应勇于追求,尊师更应重道,道之所在,对于老师也不必谦让。或者说,求道时应尊师,行道时则应争先。

   仁者可以不听圣言。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认为,一切是非、包括孔子的是非都应以自心之是非、良知之可否为准!

   三仁者可以狎妓。详见《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为理学辨诬之四》。

   仁者可以失信。一般情况下,言而有信是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但如果碰上特殊情况,当信与仁义发生冲突或矛盾时,就要弃信而取仁义,“惟义所在”了。不辨是非、不合仁义的“言必信行必果”不足取。如果明知言行非义仍固守不变,那就是“硁硁然小人哉”了。(详见枭文《孔孟为何主张“言不必信”?》)

   仁者可以背盟。司马迁《孔子世家》载: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这里,孔子不遵守与蒲人的誓约是因为他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而盟誓的,这样的盟誓不合道义,无须遵守。

   仁者可以报复。儒家与人为善,但又主张以直报怨。直者直道也。正直公道、合情合理的报复,符合君子风范,不违仁义。公羊家还有“大复仇”说,详枭文《大复仇论》。仁者瞩目于天下国家,求大仁,虽不乏妇人之仁,但不局限和受制于妇人之仁。

   仁者可以杀人。只要合乎道义,开骂是义愤,行刑是义刑,开战是义战,杀人是“天杀”(替天行道、代天而杀),连君王都可以杀(孟子叫“诛一夫”)。“为政焉用杀”、“杀一人而取天下不为也”是经,但是,在据乱世丛林里,在以杀才能止杀、杀人才能救世的时候,仁者之杀戒是不惜为民为国为天下而开的。

   自古儒林大将多。心学大宗师王阳明,大理学家曾国藩都是大军事家。曾国藩有“曾剃头”之称,其手下许多湘军将领及后来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等都是理学家。他们就是“替天行道”、“杀人手段救人心”、“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仁者典型。

   曾有人说:仁有杀伐之力,则不仁矣。我告诉他:仁宅义路,仁体义用。“杀伐”属于义的范畴(当然了,间接也属仁的范畴,因为仁是笼罩包括所有道德的)。惩恶即是扬善,威严也是慈悲。“杀伐之力”不一定“不仁”。只要“杀伐之力”使用正当,发挥合宜,合乎公益正义,就是义勇、义举、义战,而正当合宜地使用发挥“杀伐之力”者,就是义士、义师、义旗!

   对于任何外在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规范,合乎良知原则就遵守,否则就不必遵守。所以,在特定的时期或特殊情况下,仁者也会违约背盟,也会违法犯法(但绝不会犯罪)!

   制度方面也一样,君主制合适就尊重君主制,民主时代到来就追求民主制,不僵化不保守也不激进。仁者怀抱太平大同理想,在历史上尊重君王维护等级,以仁道导引君王,善化等级制;在民主制出现以后就追求民主,以王道引导民主制。

   四孔子非常重视通权达变,主张因地因时因人而制宜。《论语•子罕》:"可与共学,未可以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以立;可以立,未可以权";《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毋就是权;《论语》第四章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做事,没有一定的模式。“无适也,无莫也”就是权。故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

   但权道极难把握,象上述多数行为,如果小人去干,不论动机如何,结果肯定是不道德的,甚至成罪恶,况小人动机往往不良。唯有仁者,才能通权而不违经。守经(原则),干什么都行,甚至表面的坏事也能干成实质的好事;小人背经,干什么都不行,崇高、美好、伟大的事,也往往会造成邪恶的业、结出龌龊的果。小人心术坏了,“穷斯滥矣”,没有基本原则,没有道德底线,干什么都乱来,往往把大事弄小,把好事弄糟、弄坏、弄砸!

   大人象西施,怎么捧心皱眉都是妩媚无限令人怜爱,如枭诗所写:“随心所欲不违经,信口开河亦动听。恰似美人原绝代,蓬头粗服自娉婷。”例如,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为了繁荣地方,以“养活细民”为由恢复了秦怀河的游乐事业,并带头冶游,以示提倡,后人对此引为美谈…

   这就是“大人(仁者)干什么都行”的典型(其实冶游狎妓在古时属于文人风流,不算什么“坏事”)。大人当然不会干黑道行邪道,但就算万一沦落其中,也必会努力去把黑道干“白”、把邪道扳“正”。

   小人则象东施,怎么效颦作态都丑陋。例子俯拾皆是,世间多少大事好事正事,被品性不良的小人及小人集团弄得虎头蛇尾龙头鼠尾臭名远扬邪气冲天一团糟啊。

   古诗云:大自在身天地并,妙光明性圣愚同。尽管人人皆有良知皆可为尧舜,但良知未致为愚,已致为圣。“大自在身天地并”的境界,唯大仁者大圣人才能达到。孟子脊梁,孔圣脑盖,触处无碍,得大自在!诗曰:

   不恕西瓜况暴秦,岂容玉质染风尘?儒家是我光明宅,我是儒家保护神!

   翅阔常嫌天地窄,网严不碍自由歌。妄心一歇真仁现,外道魔军奈我何!

   五顺及,东海大倡道德,高举仁义,有些人便以为东海峻厉苛责,很难打交道。其实不然,我对别人的失误过错特别能够理解和宽容,不把任何人看“死”。君子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仁者不随便从琐事小节上“论断”别人,即使确定对方为小人乃至恶人,也要留给自新之路、回头之岸。人非圣非孰能无过?改了就是好同志,只要外有机缘,内能自省,小人也会成长为君子和大人。

   故仁者自治虽苛,待人颇慈,律己虽严,责人从宽,不责“备”小人,不求全于贤者。例如,管仲未成功时谋生无能,琐事常败,而且贪财怕死,德行有亏,但不仅鲍叔牙对管仲宽容友好,孔子也略其小节看大德,称赞“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管仲“如其仁,如其仁”。20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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