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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叔孙通与方孝孺

   关于叔孙通与方孝孺

   一江晚愁在《叔孙通与方孝孺,两人如何?敢问东海老人》帖中写道:

   有两位儒生,曾让我不知孰对孰错。或者两者都对,亦或许两者各有缺点,对当即只好儒学者,怎样看待这两人(下附叔孙通、方孝孺生平事迹介绍,叔孙通略,方孝孺详后)当我没看二人行径,痛苦难耐,叔孙通之逶迤可取,还是方孝孺之刚正可用。心之难决,久已矣,但求高人点化。

   东海老人答曰:从正面看,方孝孺视死如归可歌可泣,自不必说,叔孙通亦有其可取之处。

   用传统儒家标准衡量,叔孙通此人品质不佳,司马迁说他“大直若诎,道固委蛇”,我以为过誉了。枉尺直寻,非儒者所宜,因为“计利无非患得心,谁能枉己直於人。既甘隐忍无羞恶,气馁如何更复伸。”(陈普诗)。但叔孙通通权达变,精明能干,“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并能妥帖处置各种重大事务,于不动声色中消除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亦有足多者。

   比如在劝阻刘邦废太子一事上,叔孙通以“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的勇气“死谏”,可谓识大体。在家天下时代,太子兴废,乃国之大事,弄不好,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儒家坚持嫡长制,乃不得已的历史权道。

   历史上汉朝制度建设相当的先进性,作为“汉家儒宗”(司马迁语),叔孙通更是功不可没。孔夫子誉管仲之言“如其仁,如其仁”,叔孙通功业不如管仲,但在儒门中占一席之地是绝对没问题的(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曰:若叔孙通是儒,何人不是儒?标准就太高了)。

   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此言值得当代儒者深长思。民主时代有民主时代之礼乐制度,现在又到了叔孙通式的儒者出来为新时代制作礼乐的时候了。那些坚守马家、反对民主、不知时变的所谓儒家,真鄙儒也。(当今多数官员和知识分子则连鄙儒之称都不配,犬儒而已)!

   二叔孙通方孝孺皆小康儒(凡维护君主等级制者皆小康儒,在君主时代,这样符合儒家义理。此乃历史的局限,不算缺点,兹不论)。不同的是,叔孙通,小康儒中之小者,方孝孺,小康儒中之大者。但既使“置身历史事件中去体会一下”(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语),方孝孺之智慧亦略显不足。且看当时的场景: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叫人反复劝他归顺,不听明成祖要拟即位诏书,大家纷纷推荐方孝孺,遂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方反问:“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孝孺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数字,掷笔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骂声益厉。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十族!”朱棣一面将关至狱中,一面搜捕其家属,逮解至京,当其面一一杀戮。…最终,朱棣就在九族之上又加一族,连他的学生朋友也因此而受牵连。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

   “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此言已斩钉截铁、大节铮铮地表明态度,到此足矣,此后或一言不发,或当场咬舌、撞阶、撞柱一死了之,以报建文帝知遇之恩,足矣。接下去“便十族奈我何”之类言语,便已毫无技术含量,且有点“酷”,当非孔孟所忍发。我想,如果孔孟面对同样境况,必会思考如何在不悖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不被灭族或少死些人。

   多为别人考虑,牺牲自己时尽量不牵累他人、迫不得已牵累他人时尽量减轻减少他人的牺牲,这是儒者必备的政治素质,是智的体现,也是德的规定。纵改变不了结果,于儒者自身却大不一样(学生朋友这一“族”被灭,实乃方孝孺激愤之言所致)。

   根据当时情况(如朱棣对姚广孝的承诺,文武官员及朱棣本人对方孝孺一定的尊重,以及方孝孺本人在士子群体中的名望等。当时国内情况极为复杂,朱棣初夺大位。此人虽阴狠毒辣,也算个枭雄人物,冷血敢杀,非李逵之辈也…。兹不详析),孝孺不说“便十族奈我何!”不再“骂声益厉”,自己纵最后被杀,当不会被灭族,至少不会一灭就十族! ----当然这都是猜测之词,杀不杀,杀一人还是杀十族,决定权在朱棣手里。或许,只要方孝孺不肯草诏,无论态度如何,说不说“便十族奈我何”都将被灭十族,那只好无可奈何、“安之若命”了。有些事,只能问言行妥否,“居心”如何,不能论效果怎样。

   三方孝孺是一个充满正气、勇气的儒者,却不是一个智慧的儒者。

   叔孙通识时务而德不足,知用而不知体,知权而不知经,方孝孺立大本而智不足,知体而不知用,知经而不知权(儒家之权道不能违背仁义之经,用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的话说,那是“有道德实感的技巧”,是“凭着这真实存在的临危不惧的良知大勇,进而谈技巧性应对任何事物”)。

   方孝孺当时所临局面,其实用不着什么智慧和“权道”。当争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这里并守住这个底线,在道德上便很“高杆”了,不愧大儒本色矣。只要不再继续,不再毫无“技巧性”地主动拿“十族”说事,就是一种智和权了。

   (儒者为了正义可以自己豁出去但无权把他人包括亲友的性命“豁出去”,或者说儒者只能自已下定杀身成仁的决心,无权强行代表“十族”作出“杀身成仁”的选择。但在古代,这种极粗暴、极不道德的“越权”行为往往被视为正常。我们不宜用现代标准衡量古人,故括号于此,仅作警示)。

   尽管叔孙通方孝孺两人“各有缺点”,叔孙通之缺点是根本性、原则性和普遍性的,方孝孺之缺则属于“态度问题”、“方法问题”,我就“理”论理客观指出来,并不表示我的对方孝孺精神不敬佩,相反,那是相当相当的敬佩。

   而且作为历史事件“旁观者”的分析讲理,不论怎样角色代入,终究与当事人不同。是人都有情不自禁、怒不可遏的时候,如果身临其境,一旦打定求死的主意,换了当年中华第一亡命徒老枭(东海前身),没准一路骂将下去,比方孝孺还凶呢,灭十族算什么?哪怕类族人类全灭,“大义”所在,骂完再说。哼!

   四学叔孙通还是学方孝孺,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两人都有值得当今儒者学习的地方。

   为民主时代制礼作乐,需要叔孙通“与时变化”的通达;在专制社会追求制度文明,则需要方孝孺一往无前的坚毅----当然这是精神上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已完全用不着方孝孺一样灭族杀身以成仁,但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牺牲,广大知识分子都吝不愿作,连方孝孺万分之一的精神都欠奉。独善其身算好的了,更多的人为了眼前一点微利舔痈舐痔,实在令人齿冷。

   可见精神毕竟是第一位的,叔孙通的通达,只有在大本确立的前提下才有“真实的”意义和价值,才值得学习,否则,难免画虎类犬。2008-11-14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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