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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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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良知大法(中篇)

东海老人:良知大法(中篇)

   一、绝对真理世俗所谓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仅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离开了适用的特定范围就不准了。有没有一种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的绝对的、普遍的真理呢?有。《中庸》第二十九章: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这个君子之道或中庸之道,就是良知。这是适用于世出世间一切的至高真理,是任何思想学说主义信仰都不能违背的核心原则。任何学说信仰体系对这一真理的证悟不足、认识不够,精微度、含金量、真理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理就成歪理,学就成邪说,教就成邪教。

   例如,科学如果悖离良知原则,就会走向科学主义,轻者出偏有害,重则造恶犯罪;政治如果悖离良知原则,就会变成苛政乃至暴政。为政以德,德为政本。人类内在道德良知会显现为某些外在道德规范,某些道德规范进一步硬化----制度化及法律化,形成良制良法。

   现当代中囯的政治,对良知原则不是一般的偏离,而是全面彻底的违悖。有东海儒者提出“良知风暴”一词。现在是到了在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掀起一场良知风暴的时候了。大良知学真理度之高是空前的,全面推出的历史之时已经成熟,良知复兴运动的潮起指日可待。

   二、至高至“大”东海是从本性本体层面而说良知。儒家证得的性体是“天行健”、生生不息的,既“寂然不动”又“感而遂通”,既“无为”又“无不为”。佛家所证不生不灭、寂然不动,道家所证虚极静笃、玄然无为,两派对性体的证悟都不全面。

   相比印度佛教,对于性体的生生大德,禅宗是有相当认识的。有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叫“婆子烧庵”:

   有个婆子供养着一个和尚,大概有二十年。婆子想检验一下和尚的修行,于是经常叫一个年青的女子送饭服侍他。一天,婆子令女子抱住和尚问:“现在感觉如何?”和尚推开女子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把和尚的举动与言语讲给婆子听。婆子说.:“我二十年只养了一个俗汉!”于是赶走和尚,烧了庵棚。

   用佛教小乘及道家的标准衡量,修到如此境界,高得很了,何俗之有?但在禅家,道(自性)是活泼泼充满“生”机“生”气的。枯木寒岩无暖气,属于枯禅,非真道也。

   六祖慧能曰:“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与局限于“不生不灭”的佛教诸派,“自性能生万法”的证悟就进了一步、深了一层。

   不过,如此表述及证悟仍不够精确。“自性不生”是“无为”,“自性能生”是“无不为”。禅宗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虽讲体用一如,难免重体轻用。因为纯“无为”之体,不可能产生“无不为”之用。更“严格”的说法应为:无为与无不为是性体的一体两面----两种性能德用。与良知学相比,在义理、“事相”和作用上,禅家的健德“生”机,究嫌不足。

   例如,禅师们知道“触目菩提”,见到政治就不“菩提”了;知道“神通及妙用,挑水与担柴”,却不知“神通及妙用,民主与科学”(科学研究、制度建设、“道援天下”,皆无非自性本体之妙用也。当然了,不问政治、不重科研,正是出世法的特点,禅宗本质上仍然是出世的,不宜深责和苛求也。这里仅作事实判断。)

   这里涉及怎样对待欲望的问题。欲望本身是非常美好的,是人生追求创造的“发动机”和成德成圣的原动力。欲望发而中节便是善心善行,逾分过度,才成为恶。所以对待欲望,关键在于怎样节制、引导、转化、升华而不能够加以禁止和灭绝,那是违反人性天道的。熊师十力批佛教反人生(禅宗例外),法眼独具。

   在古今儒门中,东海良知学的真理度也是至高至“大”的。例如,仁性良知兼备道德精神、制度精神和科学精神。王阳明能够重点把握其道德精神,公羊家能够高度领会其制度精神(仁性良知,同义复词,仁分内圣外王,公羊家为外王学),但两派对蕴含其中的科学精神的认识都有所不足,得一而遗二,对良知仁性的理解都不透彻。

   三、不二法门本性本体是不二法门,是超越相对、差别的绝对和平等。在现象层面,主观与客观、意识与物质、理与欲、动与静、知与行、自与他等等有别,在本体层面,它们是亡于彼此、完全一致的。

   尽管不够全面和透彻,传统儒佛道三家毕竟认识本性本体,都是得了人生宇宙“真谛”的,其余古今中外所有学说体系在这个问题几乎都是茫茫然,既使局部正确,也不过“俗谛”而已,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识根本甚为浅陋,甚者如法家权术势思想和马家斗争哲学,悖逆良知错误不堪。

   更多学说则象诸瞎子摸象,摸到了一点。例如,本性本体是非心非物而兼具心物两种性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有所见,都是偏见。一些读者以为大良知主义是唯心论,严重误会。如果改称唯本心论就对了。佛教也是唯本心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指的就是本心和阿赖耶识。内而意识心,外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本心的产生。这个本心,“级别”与道家那个生天生地生“我”的“道”相等(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语。)

   又如,利己利他,都是良知本质的作用,两者圆融一体不可分割。利他主义利己主义抓住一点“主义”之,一是“过”了,一是“不及”,虽性质不同,出偏则同(详见枭文《利已主义批判》)。又如,本性至善,习性多恶。性恶论对人性的认识停留在习性层面,误以习染为本性,浅而偏。诸如此类。

   求同先要存异,存异先要辨异。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有句话说得很好:研学理重分际,致大用贵融通。建立在“分际”之上的“融通”,才是真正的“融通”。可笑一些学者不研诸家义理,不知各派“分际”,一味求“统一”、讲融通,其实不过苟同、苟通而已。

   四、各有妙用用“分别”的眼光看,东海儒家岂但与西方文化大不同,与东方佛道及诸子百家大不同,与儒家古今各派也多不同,但从“统一”的角度看,不同之中各有相通“相同”之处。

   且不说佛道两家与儒家在“道”的层面相类相通、非常接近,且不说墨子的利他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不同领域富有颇高的真理度,便是基教的神本信仰、杨朱的利己主义、法家权术势思想、马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可以说,它们都程度不同地抓住了一点“局部真理”。 即使是邪教,也不是完全、绝对、彻底地邪恶“非理”的,否则就产生不了影响、无人“受教”了。

   对待各家各派学说及信仰,大良知主义(又称仁本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宽容度。佛教有佛教的作用,道家有道家的作用,自由主义有自由主义的作用----如果受到儒家的指导,它们的作用就更大了。神本信仰、利他利己主义、法家权术势思想及阶级斗争学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及历史阶段,也都各有其特定的作用。

   大良知主义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没用的。垃圾放在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在屎尿,换过来说,屎尿有道,屎尿在道。

   同时,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不可转变、改良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垃圾也可以性质转变成为珍宝。既使没有条件转变性质、没有合适的位置,垃圾也未必“没用”。有时“没用”本身就是一种用,就象细菌对于健康之必要一样。

   五、辨异求同大良知主义对异端外道的批判是在尊重平等自由价值、遵守良制良法规范的前提下展开的。我们认为,对异端外道进行指导和改良是一个历史性的文明教化过程,只能通过义理争鸣和道德感化而达成,来不得一点点暴力强制手段。

   西方社会对基教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传统之一,不管基教历史上犯下多少罪恶,都予以一定的尊重和保护,用良制良法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大良知主义至高无上的宽容度,体现在对受批判方或论敌人权特别是话语权的尊重维护上,体现在对民主、王道制度的追求上。我说过:

   任何外道包括邪教信仰,在法律层面都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信仰者的人权也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如果外道信仰者的人权受到侵犯,文明人特别是文化人,都应该站出来为之呼吁、对之援手。这方面,情归情、理归理、信仰归信仰、人权归人权,文化人应该区别清楚、分开对待。(《反对神本主义,弘扬中华文明》)

   对异端外道,存异先辨异,求同不苟同。追求制度宽容与坚持仁本主义、批判异端外道的偏颇错误与尊重它们的话语权,思想信仰上的审思明辨与为人处世的大度能容,研明学理时的了别分际与兴起大用时的消化融通,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又都属于良知的作用。

   东海大良知学是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极高明的时候,佛经道藏都是垃圾,尽精微的时候,佛来也杀祖来也杀:这是论义理时一丝不苟寸土不让;极广大的时候,见魔拜魔见鬼拜鬼,道中庸的时候,牛溲马勃无非妙药:这是致大用时无不可用无所不容。

   六、制恶复仇宽容与制恶也是两回事,良知信仰宽容言论但不宽容罪恶。如果邪恶从言论落实为行动、形成了现实罪恶,就应受到良法的惩处或者正义的报复。这种制裁和报复正是良知力量的体现。

   在儒家,仁者爱人恕以待人与以直报怨以义制恶,“为政焉用杀”(《论语》)与“十世之仇可复”(《春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与“诛一夫”(《孟子》),都是相辅相成的。

   儒家重视除恶,曰“遏恶扬善”,曰“除恶务本”,曰“刑一恶而万民悦”,曰“诚意者,有为善去恶之意” 等等。敢于见血的才是真宝刀,勇于除恶的才是大善人。王阳明、曾国藩等都是良知信仰极真、践履功夫甚深的儒者,所以在除大恶方面特别富有智慧和力量。

   儒家以制度性的抑恶为主(义刑),但也不反对个体侠义色彩的制恶行为(义杀)。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曰“以直报怨”。子夏在问孔子如何对待父母之仇时,孔子答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春秋公羊传》中凡有复仇事,必大书特书。公羊学家认为,天下无道之时,个人不妨凭一己之力用极端手段去追求自然公正,去恢复历史中的正义,使人类历史不致因政治持久失序而陷入过度的不义邪恶的泥沼。

   《公羊》认为,君臣“义合”,父子“天属”,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义”就自动消失,就可复仇。“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吴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曰:“我必覆楚”,后破楚,鞭王尸,终雪大耻,《春秋》褒之。太史公赞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详见《大复仇论》及《杀人不碍大慈悲》诸文)。记住东海《大复仇之歌》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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