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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论》第一篇 历史性]第二章 反修防修
·[《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第三章 根源
·[《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第四章 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
·[《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第五章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 第六章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崛起
·[《特权论》第二篇 现实性] 第七章 危机
·[《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 第八章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特权论》第三篇 现实性] 第九章 基本方针
·[《特权论》第三篇 现实性] 第十章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特权论》第三篇 现实性]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
·[《特权论》第三篇 现实性] 第十二章 政策与权衡
·[《特权论》第三篇 现实性]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特权论》第四篇 合理性] 第十四章 扬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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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论坛编辑部(1979年):《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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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2002-8-26):《特权论·重印前言》上网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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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论中共社会制度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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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另类选项:《西藏独立路线图》

作者:王力雄



提要: 达赖喇嘛的放弃独立,谁都知道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牺牲。未来如果有一天西藏可以实现独立,他真会拒绝吗?中共执政者不抓住时机把他的放弃独立尽快变成法律事实,而是置之不理,何其不智。对中共的政客谋士而言,中共垮台的前景是思维大忌,因此会闭眼不看,也不会去想达赖喇嘛作为西藏问题的钥匙,可以开门,也可以锁门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国陷入内乱,西藏问题仍无进展,达赖喇嘛就有充分理由号召西藏重新争取独立,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既然他允诺的放弃独立不被中国理睬,也就没人能指责这种转变是食言。那时,以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号召力和对西方的影响力,将对西藏独立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他一人威力抵得上百万之师。 中国和西方两种本质不容的政治制度,交叉在全球化时代,从根本上只能渐行渐远。价值观和利益的双重冲突致使双方不可避免要进行最后决战。而在浩荡的世界民主大潮中,失败一方只能是专制中国。西藏将成为全球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克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已经给西方铸就了切入中国的刀剑,而西藏正好提供了发起决战的战场。现在谁也无法预见具体进程,那会受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是所谓决战很可能没有两军对垒,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就见分晓。中国国门已经洞开几十年,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来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无度追求,把中国的生存命脉很大程度上交到了西方手中。这使得中国在面临存亡危机时,除了接受西方安排,很少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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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西藏独立路线图 1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2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2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5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7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9
    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1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11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12
    3. 西藏问题何以无解 14
    三、 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15
    1. 流血与独立 15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17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19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20
    5. 决战在西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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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这个路线图从分水岭出发。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前,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西藏独立。这个事件是一个分水岭,让我第一次正视西藏有了实现独立的可能。如果说此前西藏独立只是梦想的话,此后西藏独立却浮出现实的水面,进入了目力所及的视野。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继承着相当一部分帝国遗产,包括西藏在内。
    今天,西藏领土占帝国版图的四分之一,西藏问题在帝国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党政权力体系中有诸多部门与西藏有关,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部门有如下十三个:
    1、 西藏自治区
    2、 青海省
    3、 甘肃省
    4、 四川省
    5、 云南省
    6、 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
    7、 中共统战部
    8、 公安部
    9、 国家安全部
    10、 军队
    11、 武装警察部队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这些部门都设有专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机构,有一批长期甚至终生行使这种职能的官僚。除了这十三个部门,还有以下十一个虽不直接涉及西藏,同样担负“反分裂”职能、设有反分裂机构与人员的(省部级以上)部门:
    1、 中央政法委
    2、 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
    3、 新疆自治区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 内蒙古自治区
    6、 外交部
    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8、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9、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0、 香港中联办
    11、 澳门中联办
    加在一起,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具有“反分裂”职能的部门共计有二十四个,乃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拥有的权力、人力和资源非同小可。在处理这次西藏事件中,他们是一个联盟,主导了整个处理过程。这一点与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当年无论是对西藏实行“统战”或“平叛”,还是“拨乱反正”或“戒严”,都是权力高端决策,官僚集团执行。而这次西藏事件,权力高端基本无所作为,完全由官僚集团自行处理。
    这不能简单认为只是高端下放权力。实际上,拉萨事件发生的当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在老挝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时呼吁,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施加他的影响平息西藏事件。这种前所未见的说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后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共政权处理西藏问题,不仅不需要权力高端进行决策,甚至即使高端进行了决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团的意图,也不会生效。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成为今后的定规。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容后再述。
    在权力高端能够独裁时,一方面会有专横、粗暴乃至荒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远瞩、拨乱反正、突破和变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遥,有时就在于当权者的一转念。而当官僚集团成为主导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戏剧性,而是落进明确的规则框架。官僚集团是一种互相牵制、按部就班、墨守陈规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是一个利益主体,如果由它控制决策,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其自身利益。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官僚集团就成为破坏者,不仅破坏民众利益,也会破坏它本当为之服务的统治目标。“反分裂”官僚集团正是这样,在它按照自身利益去驱动“反分裂”的行动时,结果是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分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次西藏事件的脉络。
    类似拉萨的“3.14”街头抗议和暴力事件,其实在中国内地屡见不鲜。内地处理事件的方式已经很糟,但如果对“3.14”事件采用与内地同样的方式——新闻封锁、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镇压加安抚、在下级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愤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随后波及整个藏区的连锁反应。然而对西藏问题,官僚们却不会有这种平常心。因为首先西藏被世界关注,事件会引发国际舆论;其次西藏动乱会使当过西藏主管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难堪,层层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布“西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出了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必须自圆其说。在中国官场,如果是由少数个人或单一部门承担责任的事,可以通过找替罪羊的方式处理,官僚之间的竞争也容易导致落井下石。然而西藏事件不是西藏一地之责,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功夫之后,仍然出现如此规模的民众抗议,仅凭常识也会知道是治藏路线的失败。然而治藏路线是由众多部门共同推动和执行的,承认路线失败,十三个涉藏部门都脱不了干系,其他的“反分裂”部门也会受连带影响。这种责任是整体性的,面临的问责也无法靠官僚之间的推卸化解得了,诸多官员的仕途前景都会受影响。因此,“反分裂”官僚们必须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共同行动,帮助西藏的官僚推掉责任,才能让他们一块得到解脱。
    责任如何推卸得最彻底?可想莫过于推给“达赖集团”。因为不管什么理由,只要是出自西藏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责任。只有把责任推到境外,才能让自己完全无关。西藏自治区当局在拉萨事件发生当天就对新华社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种宣称立刻被所有涉藏部门和反分裂部门当作统一口径。虽然他们至今也不能把“足够证据”展示于世,可见只是推卸责任的谎言。然而官僚们并不在意能否拿出证据,他们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主导舆论。这一点的确是被成功地做到——他们的谎言立刻变为中国舆论的众口一词,成了一种不容置辩的话语模式,起到了诱导和迫使社会(包括权力高端)遵循同样口径的效果。
    起点决定走向。起点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这种出于推卸责任的官僚口径,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框架,也决定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拉萨发生闹事的区域曾出现数小时放任状态,外围已经集合的军警不进入,不行动,任凭暴力行为升级。很多人对这个奇怪现象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释中,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做法是为镇压“培育”理由,以及为了拿到“宣传攻势”所需的电视画面。一方面把摄制组部署进闹事地点完成拍摄需要时间;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时会不断升级,可以给镇压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画面作为证据。如果从闹事初起就动用警力控制,事件规模会小很多,有利全局,却不利相关官僚。因为事件既已发生,在较低烈度时镇压会引起非议指责,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满,既不能让官僚有效地转移事件责任,还可能增加处置不当的罪名。因此他们宁可按兵不动,让事态扩大,等待事件达到充分严重的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之时,再进行镇压。那时外界无法指责,北京也难以怪罪。
    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特点——权力体系中每个角色都把自身利益置于核心位置,以个人得失决定行动。官僚为了个人算盘,宁可把事情推向恶性发展的方向,不管会造成什么恶果。回顾此次西藏事件的脉络,从拉萨僧侣的和平请愿,一步步发展成遍及藏区的动荡与镇压,以及扩大到全球的抗议和反抗议,很多环节都有这个因素在起作用。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3.14事件发生后,官僚们首先要向政权高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证明镇压的必要与合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利用一切舆论手段进行频繁的信息轰炸;同时封锁现场,阻断信息,不让对手掌握不利自己的证据,由此达到垄断舆论的目的。与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几乎不报道,更少见诸电视画面相比,这次对拉萨出现的暴力却一反常态,十几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新闻把画面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对汉人的施暴,不谈事件起因,单一地表现成藏人攻击汉人(尽管存在这种攻击),归咎于境外操纵的分裂,由此煽动汉人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对立是一个国家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本是首先应该避免的分裂,然而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却在此次西藏事件中一手制造这种分裂。他们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利用这种对立,需要的就是这种后果。只要煽动起中国主体族群——汉人的民族情绪,形成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就可以让他们躲在后面,不但可以避免来自民意的质询和追究,还能借助汹涌的民意把权力高端纳入他们的轨道。任何对阴谋论的怀疑,对己方的检视,力图温和的处理方式,缓和矛盾的用意,都会在激愤的民意威慑下无法伸张,只剩“反分裂”官僚的谎言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不断放大,裹挟所有声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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