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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来源:北京之春

毛泽东:应否与希、斯并列?

   中国在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其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在海内外众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别是最近杨继绳先生的大作《墓碑》发表后,各方估算的差距正在缩小。其上限是四千万,下限是三千万,大体上已获得基本共识。这一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并非源于自然灾害或前苏联逼债,也为各界所承认。但是,对于这起惨绝人寰的灾祸,毛泽东个人应当承担多大责任,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注意到,海内外有部分学者,仍不愿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譬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教授Maurice Meisner,(马思乐)就认为:

   “……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1)

   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需要分别澄清:

   第一,对政治人物而言,“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孰轻孰重?

   第二,毛泽东是否没有实施“故意制造的屠杀”?

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

   第一点,对政治人物的评判,由于其行为关乎公众的利益乃至生命,故有其更严的特殊的伦理标准,上世纪以来大多数人士几乎对此不抱异议。这通常是指马克斯。韦伯(M. Weber, 1864-1920)所说的政治人物的“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其精髓在于,掌握政治权力者除了承担一般的公民义务之外,还需承担更多的由权力引出的责任,且这种责任与权力的递增成正比: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简言之,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准则,首要是“责任伦理”。

   与之对照,传统的“意图伦理”(亦译信念伦理,ethic of conviction),则强调个体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动者的信念及其意图,强调只要动机是美好的,意图是正确的,目标是正义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并且,拒绝对后果负责。

   对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毛泽东,马思乐据以(减轻或)豁免其罪行的伦理准则,基本上属于“意图伦理”。我必须说,这是“伦理标准的误置”。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必须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至于其主观意图,则是第二位的。试想,在毛的那个变幻莫测的头脑里的意图究竟是A还是B,对于因他的政策而饿死的三千多万中国民众,难道有什么区别

   只有毛的政策是相关因素,其意图则是非相关因素(irrelevant)。

无意后果还是蓄意屠杀?

   第二,让我们姑且退一步,即使我们假设,在旁观者(非饿死者)的伦理直觉中,“故意制造的大屠杀”与“偶然失手未曾预料的”政策后果导致的大规模死亡,在道德上有所差别,我们仍然要追问:毛泽东是否真的没有实施过“故意制造的屠杀”?

   在这里,需要分两个层面来考察:

   其一为,在那场人为大饥荒中,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死亡”?

   其二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屠杀”?

毛的蓄意屠杀史

   我们先考察第二点:故意屠杀的问题。实际上,在毛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在党国重大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大谈“杀人”经,杀了多少,杀与不杀……从历次运动杀人策略谈到原子大战死一半无所谓。暴戾乖张,杀气重重。

   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基本点是,在毛统治时期由毛政权实施的屠杀之背景,既非战争状态,也非源于自己生命或政权存亡受到威胁,而是在承平时期的大批杀戮。屠杀对象均为非武装的驯服平民。如,前政府的中低级官员、地主、富农、思想异己分子等等。特别是上世纪中叶发生在湖南道县和广西等地对地富家庭老弱妇孺满门屠杀,令人髪指。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反”运动,是彰显毛泽东屠杀手段最突出的运动。在他亲自策划和指挥下,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在毛心中,是没有存在丝毫“法治”观念的。譬如,“镇反运动”从1950年3月就开始了,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就是说,杀戮在先,杀戮的规定在后。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镇反运动已经开始将近一年以后,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已经人头落地以后,中国政务院(国务院)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2)

   北大杨奎松教授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一文描述了毛泽东如何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在“镇反”中“毛泽东的‘大杀几批’,……为了使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他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1月21日,他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当中,明确告诉后者:”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1月22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1月29日,见到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逮捕19823人,在省级机关内亦逮捕160人,担心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的恐慌与思想波动的报告时,他亦明确告诫公安部称:”湖北做得很对,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报告,两个月已捕500多人,并处决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对此却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3)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方数字差异很大,而且多数实际仍旧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4)

   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较为顺利,毛泽东“镇反”的胆气大了起来。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5)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在镇反运动中,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7)。

   而到1958年,毛的这一作派变本加厉了。当赫鲁晓夫在毛恐吓下同意军援中共,毛勒索苏联成功后,立即停止炮轰金门,并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为中国能单独与美国打核战感到很高兴。他说,“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为了完全消灭帝国主义,我国人民愿意承受美国的首次核打击。这不过是死一大堆人罢了。”

   毛的确有敢于叫中国人去死的宏伟气魄,他对中国人生命的冷漠令人惊诧莫名。而且,在事实上,通过镇反等各次运动,他确实亲自下令杀死了无数前政府官员和平民。

   诸案种种,已不难看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毛泽东个人的确是在非常具体地指挥一场场的屠杀,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杀人比例到具体数位。上述中国民众所以被屠杀的唯一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毛政权意识形态的昔日对手,或原政府的中低层人员。用毛的话来说,即,反动分子、反革命、地富分子等等,甚至,根本无须这些身份,就可杀死“一大堆”平民。而毛,铁板钉钉,正是一场场“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在那场大饥荒前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证据,坐实了毛作为的“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罪魁祸首的身份。有鉴于此,即使是撇开大饥荒这一亘古未有之大罪,把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另外两名刽子手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也是实至名归,毫无逊色的。

大饥荒中故意制造的死亡

   回溯到第一点,我们来考察,就在那场人为大饥荒中,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死亡”?

   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并不知道饥饿已经开始。因为当年夏天他确实有著名的一问: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4日,毛公开指示说:“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8)接着,他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他把这一“幸福的梦呓”投射到全国。于是,高征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纷纷出笼。

   但是,这种县委书记的拍马浮夸带来的泡沫式亢奋没有持续多久,毛的情报系统很快发挥了作用,饥饿的端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毛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儿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9)毛已经意识到大的荒谬政策的后果了——饥饿乃至死亡。三天之后,他谈到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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