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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

来源:议报
    学渊评,连续两天读了两个无辜的右派的故事,一个早早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还要继续思考革命的目的和终结。死了也就了断了,活着的那个却还要面对妻儿的无情。必须以‘灭亲’来实现的‘大义’?那就绝不会是真理和正义,而只能是恐吓别人服从的皇权和专制。中华民族是一个荒谬了几千年的群体,它居然会有与‘亲情’对立的‘正义’;而这又在共产专制下发挥到极致,竟会有仇恨思想巨人父亲的儿女。感谢梅荪告诉大家他的一家的苦难,让我们分享他对父亲的深情和拒绝恐惧的勇气。
   美国即便连死刑犯都照样享受亲情,父母兄妹们一如既往地公开表达对罪人的爱,我还没有一次听说过‘划清界限’,也正因为真情和友爱,使有些人忏悔自己犯下的无可挽回的错误。美国可以让罪人得到亲人的爱,而中国只许顾准得到儿女的恨。
   附录:我的“右派分子”父亲 我的“精神病人”弟弟
   俞梅荪(北京)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精神病医院把弟弟俞颂荪接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般的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罹难,全家遭殃
     家父俞彪文(1926-1957),毕业于东吴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 会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意见 而成为右派分子,不忍屈辱,蒙冤自杀,终年31岁。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经单位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回到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 号,投奔老年丧独子的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的祖母,因受家父株连而被劝退休(工资减半)。之后,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接受劳 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工厂劳动。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1977年回北京接班顶替退休的母亲而当了钳工,后来上 大学,在北京从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
     祖父俞颂华(1893-1947),1919年任上海《学灯》杂志主编,曾刊载青年毛泽东的文章; 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和瞿秋白(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发回的连续报道,对当时国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起了重要作用;后任 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的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 的中共在全国扩大了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1928至1949年,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 长江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各种帮助,还掩护他们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去世后,我和弟弟从小被人看成“狗崽子”,备受同学、邻居的歧视和欺辱,至“十年文革”更甚, 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抑郁症。30多年来,每隔5、6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带来的苦难和屈 辱,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处长在为家父作“改正”结论时说:“你父亲过去犯了错 误,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为搞清究竟是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57年5月《人民日报》刊载由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主持的座谈会上,家父提出改进 保险工作的意见,根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我几经激烈争执,使其哑口无言,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这是我理直气壮,据理力争,经办人员产 生恻隐之心的结果,亦是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干部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重新安葬了家父。
     每逢7月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则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是哪 天。2003年,家母在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但多次在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因 不忍抛下我和弟弟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精神病院一个进冤狱,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却从不 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派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活动,开始思考家父的事,为求真相,我去拜访与家父同在一 个办公室工作唯一在世且已病入膏肓的叔叔,到达方知其一个月前刚去世。我来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国家财政部宿舍)1门,鼓起勇气登上4层 楼,察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
     诗人北岛先生在其童年轶事中提到:“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 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 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先生的叙述,撕开我懵懂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 下,见到父亲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在后来的一个夜晚,母亲带我到阜成门人民医院的昏暗病房,见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 夜半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 母亲考证。直到20年后我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因内脏被震错位无法恢复而去世。之后, 被开除公职。
     2008年4月以来,我去医院探望弟弟时,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他认真地看着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应
     出了病房,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先生,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 尽头的海边,进入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草坪树林,亭台楼阁,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 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先生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 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而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及其上海 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呼吁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集团的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批判,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 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于上海师院的次子自杀身亡;1962年初,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派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 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 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 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罗隆基、王造时同乡,都考入清华大学而赴美国留学政治学,分别在1932年左右回国,都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力支持中共;1957年都被定为右派分子而被迫害致死,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 日,正是家父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自杀的,你在17岁也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 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导致精神崩溃。
     弟弟提议,我俩深深的三鞠躬,并代表几位委托致意的师友,向被反右夺去生命的三位英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天上人间的家庭团聚
     之后,我俩在墓地里倘佯,这里安葬着不少名人,墓碑或塑像的制作精美,造价昂贵,其中有剧作家右派分子吴祖光和我俩平日喜爱的作家雕像,也有一些极尽奢华的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年纪甚轻,惋惜不已。弟弟感慨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宽大为怀,与世无争,不应有恨。
     1997年,我冤狱刑满释放,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6室,她要我俩向父亲墓鞠躬后,仔细擦 拭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我一向不理解父亲,曾多次拒绝去扫墓,要不是弟弟说起此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50年来,陆怡(祖父的学生、文汇报右派分子)和 家父在上海的两位右派挚友时来探望祖母和我俩,家父在北京的一位老上级一直关怀我们,均已作古。我俩幼年在上海江苏路幼儿园的陈老师夫妇,一直关心爱护我 俩到如今,还不顾年迈而多次去医院探望弟弟。
     我俩说起,五四运动时,祖父撰文呼吁营救陈独秀、傅斯年等被捕师生;辞去中国驻苏俄特使的日文秘 书,投身于清苦的新闻事业,终生为业,一生不参加任何党派。祖母晚年怀念祖父,弟弟为其朗读祖父的旅俄回忆文。弟弟还说,祖母曾对他说:“你哥哥的眼睛长 得像爷爷。”这使我很荣幸,当以爷爷的大公至正的目光来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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