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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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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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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将罪犯当英雄

来源:观察
   一个颂扬罪犯的社会等于是在间接地告诉大家,罪犯所掠夺的社会是不值得保护的。
   ——戈登•克瑞格
   在去慕尼黑的火车上,不时地上来大群大群叽叽喳喳的年轻的大学生。他们神情兴奋,好像是要去参加盛大的狂欢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慕尼黑呢?当我们抵达慕尼黑火车站的时候,这才发现车站上到处都是穿着各种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许多人的手上都端着硕大的啤酒杯。我这才明白,现在正在举办慕尼黑最著名的节日——啤酒节,我们来得太巧了。慕尼黑啤酒节从九月底持续到十月初,吸引了一百八十万人参加。
   霍夫布劳霍斯啤酒馆据说,慕尼黑的啤酒是全世界最可口的啤酒。晚上,翻译带我们去市中心的一家啤酒馆就餐。“那可是希特勒发迹的地方,也是纳粹党诞生的地方。”翻译神秘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全是战后按照原样复原的老房子,远远地便看到了显眼的标志:一顶皇冠和“HB”两个字母,这就是著名的霍夫布劳霍斯啤酒馆(Hofbrauhaus)了。这一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十六世纪巴伐利亚公爵的王室啤酒酿造厂。如今,这里卖的宫廷牌啤酒仍然闻名遐迩,是啤酒节铁定的八大品牌的啤酒之一。
   此啤酒馆规模之大,出乎我的想像之外。推门进去,一楼已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大家个个欢歌笑语,比婚礼还要热闹。数百名客人一边畅饮啤酒,一边大快朵颐,烤猪肘的香气扑鼻而来。屋子中央的舞台上,有一个四人小乐队正在激情表演民族音乐。随着音乐的节奏,许多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与欢呼。人们挥汗如雨,人潮如海浪般有起有伏。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大厅,几乎与身材丰满、行动迅速、一只手执着四个大啤酒杯的女招待擦肩而过。到了后院才发现,原来还别有洞天,数十张桌子摆放在树影婆娑之中,就餐的人们可以随时抬起头来仰望天上的星星。这里当然是一个绝佳的位置,但连一个座位也找不到了。此时此刻,我才算是见识了巴伐利亚人有多么热情爽朗、有多么懂得享受生活。在柏林,人们大都严肃而拘谨,这大概与北德意志阴冷潮湿的天气有关;而在慕尼黑,人们是如此开朗活泼,这大概与南德意志灿烂的阳光有关吧。
   于是,我们只好从古老的石头楼梯走上二楼。还好,二楼还有若干空座位,比起一楼来安静得多。一楼的客人大多是本地人,二楼的客人大多是拿着旅游书的外地人和外国人。侍者拿来印刷精美的菜单和一大叠杯垫,并告诉我们说,这些都可以作为纪念品带走。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注意,让客人走到哪里便帮他们将广告做到哪里,即便在家里的时候,一看到菜单和杯垫便能够想起他们的美味来。这名头发花白的侍者介绍说,三楼设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展示啤酒馆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希特勒在此活动的历史。“我们不能遮掩这不光彩的一部分。”这就是普通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历史是现实的孪生兄弟。今天,在这秋日温暖而惬意的夜晚,在这人们无忧无虑地享用啤酒和美食的时刻,谁能想像到,在八十多年之前,年轻的、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便是在这里踏出了进军政坛并为祸世界的第一步?他的第一个舞台,居然就是这个熙来攘往、人声鼎沸的啤酒馆?
   一九一三年三月,希特勒从维也纳抵达慕尼黑,在施瓦宾区施莱斯海默街三十四号的一个裁缝家租了一间小阁楼。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依然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与在维也纳一样,他依靠卖一些自己画的劣质的风景画维持生活,只是风景的内容从维也纳变成了慕尼黑。多年来,在欧洲每一个大城市的街头,都流浪着一群虽然潦倒却满怀成名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向游人兜售一些毫无创意的、如同复制的明信片般的风景画。希特勒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普普通通,毫不起眼——假如他的艺术道路成功了会怎样呢?霍班霍夫区
   
   施瓦宾区街景希特勒居住的施瓦宾区,是艺术家和梦想家们的天堂。这里聚集的艺术家的数量,仅次于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在许多德国人心目中,柏林是纪律严明的斯巴达,慕尼黑则是浪漫而充满诗意的雅典。巴伐利亚的历代国王都是文学艺术的拥戴者,比如那位失恋之后患上忧郁症的路德维希二世,居然以举国之财力修筑一座美仑美奂的白天鹅城堡,仅仅是要将其送给歌剧大师瓦格纳作为礼物!国王如此,百姓亦如此。慕尼黑人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人特别宽容,尤其是在施瓦宾区,这里没有奇怪的人,只有更怪的人。在数不清的啤酒屋和咖啡馆里,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主义口耳相传。画家康定斯基、诗人里尔克、小说家托马斯•曼和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人,都在慕尼黑创作了伟大的作品。所以,尽管没有改变其贫困的生活状况,但年轻的希特勒已然深切地感到,慕尼黑的生活远比在维也纳温馨和愉快。而我的此次欧洲之行,与当年希特勒的足迹是逆向的——当我从阳光明媚的慕尼黑来到阴雨连绵的维也纳时,心理感受与当年的希特勒相比,俨然是两重天。
   历史学家惊奇地发现,出于某种历史的巧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个改变二十世纪人类历史走向的人物,都曾经生活在慕尼黑的施瓦宾区。等待俄罗斯的革命风暴来临的列宁,住在施莱斯海默街五十四号,与希特勒住在同一条街上,其贫困程度并不下于希特勒。如果他们两人相遇并相识的话,世界历史的轨迹将发生何种变化呢?离他们居住的这条街道只有四条街之隔的地方,年轻而默默无闻的作家斯宾格勒正在为他的历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收集资料。历史学家费舍尔写道:“他们三个人在许多方面彼此不相像甚至对立,然而他们都具有强烈的预言感和对当下的蔑视。……实际上,他们成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掘墓人。”
   一战结束之后,曾经梦想在战争中扬名立万的希特勒,作为一无所有的退伍士兵,沮丧地回到元气大伤的慕尼黑。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九一九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四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由于对现实的极端不满,他对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参加了一个小小的右翼极端组织——前身为“远方神秘协会”的德国工人党。当时,“这个新党只是一个在啤酒屋里争论不休的社会团体”。
   在这个团体的七人委员会当中,希特勒是资历最浅的第七号人物,负责招募和宣传工作。他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七人委员会,用召开群众大会的办法来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邀请人们来参加会议的请柬,甚至还用手写。当晚,七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个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七人,原来的七人。”初次的失败让希特勒改变战术,用油印的方式来增大请柬的数量。结果,下一次聚会多来了几个人。慢慢地,参加会议的人数从十一人增加到十三人,最后达到三十四人。会议的捐款被用于广告费,在希特勒的建议下,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十月十六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召开群众大会。这就是德国工人党的第一次群众大会。
   希特勒在啤酒馆里忐忑不安地期待着听众们的光临,他的成败几乎在此一举。当年他坐过的那张椅子还在吗?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他是否多喝了几杯啤酒?下午七点,烟雾弥漫的室内集合了七十七人。当希特勒踏上粗糙的讲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二十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多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般滔滔不绝。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头大汗。他虽然筋疲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热情的听众当场捐献了三百马克。这次集会不仅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 此时此刻,当我慢慢地品味爽口的皇冠牌啤酒的时候,也细细打量周围笑逐颜开的客人——如果希特勒再次光临,会有多少人对他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呢?
   从那个晚上开始,希特勒便成为工人党、甚至整个巴伐利亚所有的右翼党派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也成为一名最具感召力的演说家。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次只有七十七人的小型集会,已经敲响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是那个时代催生了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改变了时代的走向;是希特勒迎合了群众的愿望,而不是他强迫大家走向毁灭。后世在论及希特勒及纳粹党时,往往将其简单化为“魔鬼”,或者滑稽化为“小丑”。但无论是“魔鬼说”还是“小丑说”,都无法解释希特勒为何能轻而易举地攫取一个时代德国人的心灵,尤其是从共产党和社民党那里争取到大多数德国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支持。发生在霍夫布劳斯啤酒馆中的这一幕,表明希特勒确实是一个在大众政治和国家面临绝望的时代里“能够表达公众不满的领袖”,“他能够认同普通群众的苦难,使大众皈依他救世的幻想”。对德国的民族性作了最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的历史学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指出,希特勒的身上具备了典型的德国人的三大特点,即崇尚暴力、复仇和不安全感,他在演说中将这三个方面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征服德国人的只有用想象力,绝不能靠逻辑的力量,因而这位第一次出现的非军人领袖,靠他的无处不在的声音征服了德国人”。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草根阶层的政治新手,希特勒除了演说的本领之外,别无其他优势可言——他没有显赫的背景、卓越的军功和大笔的金钱。但是,能够表达大众的心声,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他的声音不是某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准确地表达普遍的德国人所思所感的声音,他的策略就在于,对任何事情始终给予一些幻想的余地,他从来不引用数字,也不与人辩论,始终以描绘未来的蓝图引人入胜。正如历史学家哈夫纳所说:“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的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况,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言说艺术,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随时控制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力是希特勒的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惟一的政治资本。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他的政治对手们都没有此种本领,一个个在他面前败下阵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越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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