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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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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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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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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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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来源:观察
    柏林墙的倒塌是苏联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冷战结束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拆毁这座围墙。”一九八七年六月,当造访西德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前,向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出大声呼吁时,两德已分裂了将近四十年。里根的呼吁振奋了人心,却无人奢望它可以将获得任何正面的回应。柏林墙的始作俑者、僵化顽固的东德国家领导人昂纳克,拒绝追随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化”政策,继续在东德推行高压统治。在里根讲话两年之后,在重重的危机之中,昂纳克仍然倨傲地宣称:“柏林墙在未来的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间仍将屹立不倒。”
   沙波夫斯基宣布:准许东德人立即出国旅游当时,只有百分之三的西德民众相信,能在有生之年亲身经历两德统一。然而,紧接下去的历史发展,却有如电影中的快速镜头:大批逃亡潮及街头上的群众示威运动为东德领导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长期掌权的昂纳克被自己的中央政治局罢免并躲进了苏军医院。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初,试图亡羊补牢的东德政府火速制定了一项有限度开放旅游的法规,却为时已晚。十一月九日傍晚,中央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提早宣布了这项准许立即出国旅游的规定,他说:“我们今天决议通过一项法规,准许所有东德人民出境旅游。”当天夜里,在无一枪一炮的情况下,柏林墙边的东德边界关卡就被蜂拥而至的老百姓冲垮。曾经对企图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射击的边防军战士,缓缓放下手中的武器,走进这狂欢的人群当中。
   二十年之后,人们依然记得柏林墙倒塌时那激动人心的场景,当时成千上万载歌载舞的人们终于体验到了自由那无比美好的滋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柏林墙的倒塌并非始于柏林墙,而是始于莱比锡的圣尼古拉(St. Nikolaikirche)教堂——在这所教堂中开始的和平祈祷会唤醒了民众的良知,并催生了一九八九年东德境内最早的和平示威活动,从而撬动了专制政权的第一块基石。
   当我们在初秋瑟瑟的寒风中来到莱比锡市中心的圣尼古拉教堂时,首先看到的是教堂门口矗立的一根椰树状的、雪白的石头柱子。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我从未见过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造型的柱子。在教堂门口的小广场上,它与周围严谨整齐的建筑并不协调。圣尼古拉教堂的主任牧师史蒂夫和青年事工组的负责人米勒先生,便约我们在“大柱子”前会面。出租车司机说,这周围只有这个柱子,莱比锡许多市民的约会,都安排在这里呢。
   两分钟之后,两位先生迎面向我们走来。史蒂夫瘦高个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米勒身穿红色运动服,脑后还扎着一个金黄的小辫子,不像是教会的工作人员,倒有些“摇滚中年”的模样。两人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会面的过程中,米勒一直滔滔不绝,而史蒂夫更多是在一旁微笑点头并偶尔插话。两人从青年时代起便认识了,此后并肩作战二十多年,早已深具默契。
   
   圣尼古拉教堂外景在高耸入云的石头柱子之下,米勒告诉我说,这是九十年代教堂整修的时候竖立起来的,是教堂内部的那些有三百年历史的柱子的复制品。之所以要将教堂内部的柱子竖立在教堂外边的广场上,自有特别的神学寓意和历史情怀:基督徒必须遵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因此,教会不单是关起门来敬拜上帝的地方,教会应当走出教堂,走进民众当中,成为民众生活的中心。在东德一党专制时代,尼古拉教堂中的神职人员和基督徒们便是如此而行的,他们不畏秘密警察的恐吓与骚扰,在这里举行一周一次的和平祷告会。这一活动从三十多人开始,逐渐扩大到几百人、几千人,“因真理得自由”的号角便由此奏响。
   米勒先生特意让我们注意柱子旁边的地上镶嵌的一块铜牌,铜牌上是一串凌乱的脚印以及标注的时间“一九八九年”。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正当昂纳克们踌躇满志地组织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的时候,莱比锡的市民们发出第一声呐喊,他们的游行队伍从教堂门口出发,这串脚印便是当时游行的市民的脚印的定格,正如龙应台所说:“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 作为东德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的民主运动迅速在东德全境引发连锁反应。
   米勒从包里掏出一大叠照片来,这些照片便是当时民众上街游行的场景,游行队伍挤满了莱比锡的内环路。而另一边,全副武装的警察也在整装待发,他们接到命令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市民的游行示威活动。不久之前,昂纳克对刚刚发生的北京天安门屠杀发表评论说:“镇压反革命是正确的选择。”在此一情形之下,参加游行活动需要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信心与勇气。米勒说,他手上的很多照片都是后来在安全局的档案中发现的。当时,当局派遣不少便衣混进游行队伍中,将参与者拍照“留念”,以便对他们进行“秋后算帐”。然而,那些趾高气扬的特务们没有根本想到,之后被“算帐”的却是他们自己——东德政权崩溃之后,莱比锡安全局的头子,在法庭上涨红脸庞,语无伦次地说:“我,我为我当初所作的一切感到羞愧。”
   两位先生带我们一起进教堂参观。这是一座注定了会在德国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教堂:它建于公元一一六五年,是莱比锡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它位于东西和南北两个重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是为了纪念中世纪批发商和贸易商的保护神Nicholas而建。从西面看,这座教堂最初是按照罗马式的风格修建的。在十六世纪初,它又陆续扩展和增建了一个哥特式教堂大厅。在一九三二年建成的三个尖塔,一直是被认为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所以,这座教堂是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的组合,它也见证了莱比锡的历史进程。教堂内还有若干巴赫的遗迹,巴赫在一七二三年到一七五零年作为唱诗班的风琴弹奏者和指挥,活跃在这个教堂之中,他的许多著名作品第一时间在此演奏,也为此地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史蒂夫说,当年他们走上街头的时候,经常哼唱着巴赫的音乐,那些旋律中蕴含着人类追求与捍卫自由的激情。
   在圣殿里,竖立着一个晚期罗马式木质十字架,是莱比锡最古老的艺术品。米勒先生专门让我们走近端详之,并将上面一处处黑色的斑点指点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说,这是和平祈祷会期间,大学生们围坐在十字架前,将点燃的蜡烛放在十字架上,蜡烛燃完之后留下的蜡油的痕迹。因而,此十字架亦铭刻了那段重要的历史。教堂内部的装饰,具有法国的古典风格,若干托起教堂穹顶的椰树状的白色柱子,果然与外边的那根一模一样。而祭坛上的和平天使图案,亦很少在欧洲各地的教堂当中出现。史蒂夫说,和平天使不是来自于圣经中的典故,却带给教友们若干深切的启示——如何运用和平的手段争取自由,如何在反对运动中贯彻非暴力的理念?
     昂纳克及统一社会党从来就不喜欢教会,并将教会视为对其独裁统治的潜在威胁。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研究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的时候指出:“在所有社会之中,宗教都是当权者们最难控制的社会现实。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要求尽可能限制宗教在公民社会之中的作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罗马天主教会(特别是在波兰和立陶宛)以及新教不同政见者(特别是一九八零年代后期的民主德国)的存在促成了一个不同的公民社会。” 所以,民主社会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不会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和教会的内部事务,教会除了传播信仰之外,也积极参与慈善、教育等社会事务,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反,一切专制政权,无论法西斯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将教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采取各种方式打压和限制,企图将教会驱逐出社会生活领域,而牢牢限制在教堂之内,“在民主的社会之中,宗教、教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志愿团体,在团结人民、澄清道德立场(这些道德立场往往具有政治涵义)及组织多样化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的世俗化可能削弱社会的活力。共产主义致力于使社会世俗化,控制并渗透进宗教组织,阻止其进入精英行列,使其无法开展忠于教会的教育。” 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教会如何成为时代的灯塔?基督徒如何成为明光照耀的生命个体?我对东德时期教会和基督徒的处境很有兴趣,遂向史蒂夫提出了此问题。
   史蒂夫回答说,东德时期的教会大致可以保持其形式上的独立性,在东德并没有出现一个如同中国的“三自会”这样的“御用教会”。一般而言,警察也不敢轻易冲进教会抓人。但是,当局却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来打击和贬抑教会,对神职人员及其家庭甚至所有教徒实施诸多歧视性政策,使得许多人放弃了信仰、脱离了教会。史蒂夫本人出生于城里的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家中有六个兄弟姊妹,因为“出身”的原因,无论学业如何优异,全部都不能上大学,亦不能加入共青团(当然,他们也不愿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后,史蒂夫只好去学习泥水匠,白天工作,晚上去教会办的补习班学习。当时,教会向当局争取到了办中学补习班的权利,专门为像他这样的劣等阶层的子弟提供晚间的教学,这样他才完成了中学课程。像德国总理默克尔那样,虽然出身于牧师家庭,却仍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读完博士课程的人,在当时的东德可谓寥若晨星。两德统一之后,史蒂夫辞职到神学院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圣尼古拉教堂工作,不久前升任该教堂的主任牧师。
   米勒先生接着这个话题介绍说,他来自于农村,东德政权在农村的控制更强,农村连教会办的文化补习班都没有。他的哥哥成绩最好,却连木工都不让做,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学徒工,去搬运非常危险的硫酸等物品。这类谁也不愿干的活,通常都强行派给贱民及其子女。米勒的哥哥后来参加民主运动,在一次游行示威中,胳膊被警棍打断并被捕入狱。而米勒本人从农村来到莱比锡,在一家铜锁店当学徒。刚开始他感到未来的生活没有指望,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毒。后来,他业余到尼古拉教堂参与青年小组的工作,自学神学并参加民主活动,在教会中找到了安慰和爱。迄今为止,他在尼古拉教堂担任青年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已经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那些年,他曾是秘密警察重点监视的对象。米勒从书包中掏出一张卡片,这便是秘密警察搜集的关于他的档案资料的目录,其中甚至记载了他的一些朋友对他的揭发及签名。米勒说:“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但那样的社会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有一次,他穿着一件自己制作的、写着“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字样的衣服乘坐电车,一名便衣警察发现之后,将他赶下车去。他还与教会中的青年教友们发起了反对服兵役的运动,一九八九年九月,米勒接到了官方最后一次要求他服兵役的通知书,如果再拒绝这一通知,他会被捕坐牢。就在此时此刻,柏林墙倒塌了。“这真是上帝巧妙的安排。”米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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