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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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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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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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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来源:民主中国

    鲁迅是讨论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时候无法绕开的一位作家。学者孙郁说过,如果谁要了解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史,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各个时期的文化流行色都在上面。其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状况,都可以从鲁迅研究这一角度切入。再放宽视界,鲁迅逝世之后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以知识阶层对鲁迅其人其文的臧否来分析,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英国人来说,英国文化中存在着永远说不完、也永远说不清的莎士比亚;而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存在着永远说不完、也永远说不清的鲁迅。

   一九四九年以来,当整个近现代文化成为阶级斗争思维的牺牲品的时候,鲁迅却成了一个被过度阐释的文化象征符号,承载了沉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文革时代,鲁迅的作品成为除了红宝书之外惟一允许出版的现代文学。八十年代之后,“鲁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分支。如果此时此刻鲁迅复活的话,以其个性一定会对所谓的“鲁学”嗤之以鼻。有的学者居然说鲁迅与毛泽东心灵相通,虽然鲁毛二人生前并未谋面,却是两名惺惺相惜的大文豪。鲁迅曾托人给长征路上的毛泽东送去火腿,此事后经学者考证为子虚乌有。实际上,鲁迅对有“山大王气”的人并不看好。张承志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致先生书》,一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红卫兵”的发明者、对文革中的暴行绝不忏悔,一边又声称是鲁迅的好学生。鲁迅会接受崇尚暴力、嗜血成性的学生吗?如此可怕的错位,乃是这个时代特殊的“病相”。

   在鲁迅研究中,与“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相似,也有“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之区别。后者远远多于前者——很多“鲁迅研究专家”对鲁迅的研究和评论,与其说是在研究鲁迅本人及其思想,不如说是在通过“鲁迅”这一符号来表达个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立场。每一次关于鲁迅的激烈争论,其实都是当下中国文化思想发展脉络的体现。换言之,鲁迅的文章和思想为现实生活提供了许多富于刺激性的资源。那么,在鲁迅的思想中,究竟有那些是精华、哪些是软肋呢?

   “贬鲁”并未中的

   近几年以来,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贬损鲁迅的风潮。否定鲁迅成为一种时髦,正如当年歌颂鲁迅是一种时髦一样。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走极端,昨天奉若神明,今天却又恨不得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近期对于鲁迅的尖锐批评乃至人身攻击,概括起来大致有一下几种代表性的看法:

   首先是质疑鲁迅的文学成就。比如,作家王朔认为鲁迅一生都没有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而仅仅依靠杂文和短篇小说是无法确立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对此,我的看法是:第一,鲁迅从来没有想过为确立“历史地位”而写作,他的写作就是他的生命。所谓“历史地位”往往“无心插柳柳成荫”,而那些一心一意要树立某种“历史地位”的人,最后往往一无所有。像鲁迅这样在写作中燃烧自我的作家,其历史价值必然能得到后人的认定。第二,一名作家是否伟大,不在于其选择的文体是杂文,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契诃夫难道不是靠长篇小说成名,蒙田难道不是靠随笔不朽?当代中国文学中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长篇迷信”和“长篇崇拜”,好像写长篇的作家个个都是天才。结果,长篇越来越长、越来越多,也像裹脚布一样越来越臭。现在每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加起来是否比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更有分量呢?

   其次是攻击鲁迅的启蒙理想。比如,诗人韩东这样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诗人于坚这样说:“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诗人喜欢说粗话,说粗话是他们显示个性的方式。他们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思想的影响,并将其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反智主义对接起来。因此,他们对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路非常反感。这群诗人号称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对一切宏大叙事,故而反对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的启蒙理想,反对人道主义和自由价值。对于他们来说,宁愿泡在酒吧里,也不愿像鲁迅那样“肩住黑暗的闸门”。

   三是否定鲁迅杂文的价值。比如,冯骥才以文化保守主义自居,认为鲁迅杂文中对本民族痼疾的深刻剖析,其实来自于近代以来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西方中心论”。鲁迅所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被西方人“妖魔化”了的中国,所以他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过了头,已然滑向民族虚无主义。但冯氏却回避小脚、太监、辫子这些中国文化的符号本身所具备的残酷性,这一切反而成了他对逝去时代的欣赏和把玩。再比如,王朔认为杂文本身就不是有多大价值的“非文学”。王朔说,鲁迅批评的对象格局不大,鲁迅自己的格局也不大。这是什么逻辑?难道一个知识分子批评了某一对象,他就沦落到了与之同等的地步?那么,你王朔不是批评过香港的歌坛的“四大天王”和“小燕子”赵薇吗?那么,是否你就跟他们一样“格局不大”了呢?看到王朔如此信口开河,不禁感慨当代某些文人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思维极其混乱却又敢于打胡乱说。

   仅仅举了部分例子即可看出,批评鲁迅的人所持观点其实各不相同:或左或右,或保守或激进,或用传统儒家伦理,或用西方新锐学说。同时,鲁迅的生前论战的对立面,如周作人、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一个个重新被发掘出来,经过一番打扮之后各居神位。以上诸君当然都是文化巨子,其贡献均不可被忽视,他们曾与鲁迅一起缔造了“群星璀璨的时代”。但是,如果他们被用来作为打击鲁迅的工具,大概他们本人并不愿意承担此死后强加的使命吧?鲁迅在今日中国之处境,也正如他生前所估计的那样,不得不与各种势力“横战”,方能抵御来自前面的明枪和来自后面的暗箭。然而,批评的声音越多,越是彰显出鲁迅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鲁迅?鲁迅的文学和思想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鲁迅的思想中究竟是否具备鲜活的“当代性”?鲁迅的文化遗产是否能转化成为今天的文化资源?那么多的“鲁学”研究者是否真能回答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今日之学人亦必须正视:在鲁迅的观点和思路当中,究竟有没有软肋和缺陷、究竟有没有值得商榷和批评的地方?鲁迅为人为文的局限性到底在哪些地方?鲁迅与那些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家的差距到底在哪些地方?这一系列的问题,无疑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上述那些批评鲁迅者根本未能一箭中的,作为鲁迅所批评的对象的一部分,他们无法发现本人的文化盲区。他们滔滔不绝地漫骂一通,却没有一句是真知灼见。遗憾的是:即便他们骂倒了鲁迅,也无法拔高自己的文化成就。而那些自以为是在捍卫鲁迅者,实际上完全背离了鲁迅精神的本质——鲁迅之为鲁迅,根本不需要谁来捍卫之。鲁迅确实存在着诸多弱点,这些弱点不仅属于他本人,也属于他的时代,更属于他的国族。换言之,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未走出鲁迅当年所遭遇的“迷墙”。如果我们今天试图超越鲁迅,首先就必须了解鲁迅和熟悉鲁迅。鲁迅的好朋友、作家郁达夫在其逝世之后说过:“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途径。”这句评价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正面和负面的)全都包含在《鲁迅全集》之中。

   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典范

   鲁迅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典范,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意味的生存范式:他是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族的子弟,又是诞生于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学堂中的学生;他游学于日本吸取了西方文化的最新资源,又回到国内参与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进程。

   鲁迅的文字大都与政治有关,他本人却未参与多少实际的政治运作。他从未加入某党派,虽然领导组建“左联”,但很快就淡出,并撰文严厉批评其领导人为“奴隶工头”。可见,鲁迅的性情是这样的:他对个人自由的珍惜超过了对任何组织的“忠诚”。俄国作家高尔基以“革命的同路人”自居,革命成功之后亦享受革命的“果实”,别墅、轿车、秘书和无尚的荣誉,却不得不出让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最后连一句真话也说不出来了。鲁迅一度与革命者们保持密切的关系,但他是同每一个单独的个人建立起来的友谊,而非对某政党和主义的顺服。鲁迅是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士的好友,但他始终对党派运作保持相当的警惕。他疏离于政治力量和主流意识形态,更对那些领袖和英雄们不屑一顾,与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翁文灏、郭沫若、周扬、茅盾等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的独立性更强、自由也更多。他始终是“独自为战”,没有多少同代人算得上是他的“战友”。他以个体性的写作成为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此一事实亦表明民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活力与生机。

   所谓“议政”而不“参政”,这是知识分子既避免过度介入政治而成为政治之附庸,又能对现实社会发挥相当的影响力的最佳方式。鲁迅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此后的时代之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对峙。他矢志不渝地拒绝各种“主义”和各类政权的招安及戕害。他的一生经历了满清帝国、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等多个时期,统治者走马灯式地换来换去,但他一直是那个时代的最尖锐的控诉者,也是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及未来的明察秋毫的观察者和预言者。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统治者不喜欢他,民众也不喜欢他。他不会像某些反抗者一样,虽然激烈反对统治者,却知道如何讨好民众,期望能够“合群”。他甚至比批评统治者还要严厉地批评那些“无主名”的“大众”。在此意义上而言,鲁迅是真正的精英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

   曾经担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本质上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总统的身份于他而言仅仅是一个插曲罢了。哈维尔在自传中说过:“我承认我偶尔也想大声疾呼:我已经厌倦了作一个先行者,只想做一个作家该做的,我只想说真话!不要再期望有专人为你提供希望了,从自己身上找希望吧!自己承担风险吧,我不是救星!……考验一个人,并不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给自己所认定的角色,而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与之相似,鲁迅除了短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低级官员之外,一直是“在野”之身。鲁迅的一生,做大学教授的时候短,成为纯粹的“自由撰稿人”的时候长,他确乎实现了“做一个作家该做的”。鲁迅成功地完成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永远的批评者和永远的反对派。他倚靠自己的稿费收入维持着相对富足的生活,不必讨好某种学术体制以保持教职,也无须考虑为某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并迎合其老板的口味。当然,如此一来生活压力颇大,他必须保持一定的写作数量。鲁迅晚年身体的急剧恶化与这种高强度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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