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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变革亟需先进理论指引

   毕研韬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 毕研韬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很多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的“公民社会”将如何发展?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又将如何推动?

   
   笔者于2007年12月再次来到欧洲,潜心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大西洋右岸,冷眼旁观国内时局,对中国的现状便有了更为宏观的认识和较前深入的思考。笔者的感受之一是,中国的社会变革亟需先进理论的指导。
   
   依笔者之见,目前中国的社会变革亟需三大理论的指引:政治理论、传播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Theories of Change,一般认为属社会学范畴)。笔者注意到,已有前辈同仁呼吁加强理论学习与研究,也有不少人士已在宪政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不过,笔者需要提醒,政治理论远非这些传统领域。当代“管治理论”(Governance Theories)、“新制度理论”(New Institutionalism)等学说对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当然,在创造性地应用相关理论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精英人士,如果不能与国内民众“同呼吸”,如果不能得到国内大部分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也就无法做到“共命运”,就很可能会被大众抛弃。必须牢记:公众是现实的。指责大众短视或势利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这是组织理论学上的基本原则。
   
   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称“古典马克思主义”)存在诸多理论偏差,但是马恩的宣传理论和列宁的组织理论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又称“后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学说,譬如“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又译作“市民社会”)、“私人空间”、“公共空间”、“文化争霸”(cultural hegemony)、“强制性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真理政权”(Regime of Truth)等。在当今社会,这些理论早已渗透到世界各国的社会运动中,成为社会精英们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除了政治理论,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亟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传播学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作为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传播学主要研究信息与社会变化的互动。可以说,在当今社会,无论是政客、商人还是社会活动家,不尊重信息传播规律都将无法实现其目标。试看今日政坛、商界,哪一位成功人士的身后没有一帮出色的传播高手?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从“市场”定位、形象塑造、活动设计与实施、渠道建设,到组织(团队)建设、联盟构建、资金筹措,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尊重信息传播规律。可以说,在信息时代,一个组织的生命力就体现在信息的采集、分析、加工、贮存、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正因为如此,今天美欧的很多大学都已开设传播学博士课程。在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数理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
   
   作为一门元科学,传播学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变化的崭新视角。简单地说,“应用传播学”特别关注如下内容:为了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我们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应该如何编码(encoding)?应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谁来传递这些信息?如何选择和组合渠道(新闻媒体只是渠道的组成要素之一)?这些信息应该向谁传递?我们的目标受众(target audience)具有什么特性?传播系统中有哪些潜在的“噪音”(泛指“干扰因素”)?应该如何抑制这些“噪音”的不利影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诉求策略?如何确定诉求重点?目标受众对我们传递的信息将如何反应?这些传播活动将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产生什么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果?一系列的传播活动之间应该如何衔接?以上诸要素的组合过程就是传播策略的制定过程,其目的就是实现“成本最小化,影响最大化”。
   
   对于社会变革理论,笔者主要对其中的“动力论”、“过程论”和“效果论”感兴趣。对于社会活动家而言,“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聚合效应”(aggregation effect)等学说都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利益相关者”理论把与目标对象所处的环境分为“交易环境”(transactional environment)和“背景环境”(contextual environment)两大类。我们以某跨国企业为例。销售商、供应商、银行、消费者等共同构成“交易环境”,而新闻媒体、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则构成“背景环境”。在多数情况下,环保组织无法直接对该跨国企业施加压力。但是,环保组织可以从“交易环境”或“背景环境”中选择一个“要素”作为间接的压力对象,对其持续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某种表态。用我们的术语说,这个间接的作业对象起到了“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s)的作用,它把环保组织的压力间接地传输给了该跨国企业。在很多情况下,环保组织将会选择一个具有足够社会知名度、但较容易向压力屈服的“传送带”。 而该“传送带”的屈服往往只是环保组织的象征性胜利(而非实质性胜利)。一般而言,攻克第一个“传送带”很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从而使攻克第二个“传送带”的成本大大降低。
   
   通常,第一个取得此类“象征性胜利”的环保组织很容易吸引媒体和社会的注意,从而使其日后的资金筹措更加容易。但是,如何选择“传输带”、何时施加压力、由谁来施加压力、如何攻其“软肋”、如何预测压力结果、采用理性劝说还是激进手段、激进的威胁和攻击将对组织形象产生何种负面影响、万一久攻不下又如何应对,此类具体运作就属于传播作业的范畴了。
   
   笔者在欧洲期间发现,西方已有学者开始研究非民主国家的政权变革(change of regime)。说穿了,就是如何施加压力,迫使一个非民主国家发生政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系统考虑:如何培育和聚合国内力量,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如何配合,外部应该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施加何等程度的压力,在不同的国情下新闻传媒、宗教组织和社会运动等社会变革力量各自发挥什么作用、它们又如何形成最大合力,等等。
   
   综上所述,在社会运动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社会精英必须综合运用政治理论、传播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社会运动已经演变成一种集约化作业了。这是笔者近几年跟踪研究各类社会运动所得出的结论之一。当然,笔者并非主张社会精英人物必须埋头于学术研究。
   最后,笔者要特别指出国内两份免费杂志——《NPO纵横》和《中国发展简报》(China Development Brief)——对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笔者的视野内,它们都是理论性与实战性并重的优秀读物。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08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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