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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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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三十年?

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三十年?


——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三個階段


(2008-10-18研討會發言稿)


嚴家祺


   

   從1978年以來,中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名義下,開始了空前規模的“資本主義化”和工業革命。“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歷了兩個階段,其中,“六四”是一條根本分界線。現在,中國開始“新土地改革”,數億農民將進一步離開土地,廉價勞動力和資本的結合,將把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推向第三個新的階段。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實現了“四化”:私有化、工業化、城市化、兩極化。

太陽下面無新事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年的歷史,在五千年中國歷史上是一瞬間。把“三十年”放在五千年歷史中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五千年中國歷史,有兩大循環——“王朝循環”和“分裂統一循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由于中國專制主義根深蒂固,經過短暫的議會政治,二十世紀的中國出現了兩個“變相王朝”-----國民黨王朝和共產黨王朝。北洋軍閥時代和1949年後的兩岸分治,是“分裂統一循環”在二十世紀的表現。
    王朝政治大致有三個特點:第一,由一家、一黨掌握國家權力,最高權力在一家、一黨內部更迭;第二,權力高度集中,沒有分權制衡,最高權力的更迭由一人或數人的小圈子決定;第三,權力決定財富分配,財富大部分集中在王室和掌握各級權力的官員手中。
   說“三個特點”是“大致”的,是指有些時期并非完全如此,一些王朝建立的初期,財富的集中情況有所緩和。在公元一世紀王莽建立的“新王朝”和二十世紀毛澤東時代,財富的分配帶有平均主義的特點,但種情況不能維持長久,財富就慢慢集中到王室和各級權貴手中了。王朝更迭實質上就是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清王朝滅亡了,八旗子弟就開始淪落,革命黨人就開始聚斂財富,出現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國民黨在大陸的王朝滅亡了,“地富反壞”受到專政,毛澤東為了“共產”,實行“平均主義”,毛澤東一死,鄧小平實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結果,如同中國五千年來的情況一樣,財富又集中到共產黨有權有勢的人手中。而“平均主義”引發了強大的“反作用”,中國的“兩極化”和財富集中情況遠遠的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時期。
   綜觀秦王朝以來的中國歷史,每一次農民戰爭勝利後建立的新王朝,如漢、唐、明朝,在經過幾十年後,都會有一個“繁盛時代”。 每一次農民戰爭勝利後,都要對前朝的“地富反壞”實行專政,對權力和財產進行再分配。所謂“繁盛時代”,就是新王朝新的有權有勢的人意氣風發、大肆揮霍的時代,奧運開幕式上,張藝謀就用藝術形式表達了古代中國宮廷的揮霍場景。明王朝初期經濟殘破不堪,經過三十多年,到“鄭和下西洋”的時代,明帝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農民戰爭,毛澤東終身在位,他建立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王朝”。毛澤東的“平均主義”和“閉關自守”使中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推遲了三十年,現在,“建國”近六十年,雖然經濟有很大發展,但還比不上“鄭和下西洋”的時代在當時世界的影響。
    歷史不會簡單循環,鄧小平提出“廢除終身制”,江澤民盡管不太愿意,但還是沒有連任三屆。隨著“廢除最高權力的終身制”愈來愈深入人心,中國正在走出“王朝循環”。中國各地經濟聯系的增強和臺海兩岸的經濟融合、人口在全國范圍的大規模流動,將最終走出“分裂統一循環”。
    “王朝政治”的落幕也不是“新事”,世界上一個個“王朝”不是消失,就是變得“名不符實”。

“改革開放”三十年,“六四”是分水嶺


   “六四”前十年,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準備階段。鄧小平擱置“姓社姓資”之爭,就是為“資本主義”在共產黨專政的中國的發展開辟道路。 鄧小平掌握最高權力,主張廢除最高權力終身制、提出“改革開放”起了重大作用,但為“文革”中和“文革”前被打倒的人、為右派翻案是胡耀邦大力推動的。而趙紫陽是“改革開放”具體計劃的「總設計師」,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都是在趙紫陽領導下做出來並執行的。
   “六四後”,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社會日益“資本主義化”,但“政治制度”仍然是“專制主義”的。今天中國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是“共產黨專政下的‘非共產主義’中國”,是中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

中國經濟大發展的三個直接原因


   沒有1989年的“六四”,就沒有中國的“資本主義化”,也沒有今天中國的經濟大發展和資本主義早期弊端的惡性爆發。由于“六四大屠殺”受到了全世界的激烈譴責,1989年東德軍隊不敢射殺向“西柏林”的“逃亡者”,這導致了11•9“柏林墻”的倒塌。在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推動下,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不得不放棄“社會主義”,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的“資本主義”的道路。鄧小平在世界歷史上的最重要作用是,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對外開放、“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的結合,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中國經濟大發展包含著許許多多“六四” 遇害者、受難者的血和淚。但由于象“六四”這樣的大事,今天中國不講“正義”,不講“是非”,加上不重“法治”,原始資本主義的“不公正”泛濫成災,所以,今天中國充滿了“不平感”。
   今日中國良好的國際環境,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第二個直接原因。今日中國,外部沒有“西方列強”的“炮艦威脅”,內部沒有舉著“馬克思主義”的“造反者”,這使中國執政者不求變革,為維護原始資本主義的“不公正”,在政治上采取嚴厲的“高壓政策”。這也不是什么“新事”, 原始資本主義不一定與民主并存,1848年革命被鎮壓後的法國,處于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時代,經濟社會生活高度自由化,但政治上專制獨裁。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路易•波拿巴王朝”才告終結。
   中國經濟大發展的第三個直接原因是,中國的工業革命是在全球信息革命的條件下進行的。歐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主要是能源利用技術的革命,而中國的工業革命使能源技術的革命和電腦技術的信息革命結合了起來。

今日中國資本主義與往日資本主義的異同


    由于二十世紀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再受“無產階級革命”的威脅。在今日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還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廉價勞工受到嚴重剝削,他們難于用“老馬克思主義”來批判今日中國的資本主義,“老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像在19世紀、20世紀那樣動搖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體制了。這是今日中國資本主義與往日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的最大不同,因而,今日中國資本主義對“廉價勞工”的剝削就更肆無忌憚。中國幾億“農民工”的生活狀況不比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寫的好多少。今日遍布中國大地的高樓大廈——從小縣城的“白宮”到北京的“鳥巢”、“鳥蛋”,無不是“農民工的廉價勞動力”與“資本”結合的產物,中國經濟大發展也包含著成千上萬、背井離鄉的“農民工”的血和淚。
   在電腦普及的今天,资本能夠以光速在全世界流动。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特別在中國加入WTO後,中国已經逐步卷入到全球性金融变幻之中。资本只有一个本性,总是向着报酬率高的地方流动,当资本如潮水地流向中国时,中国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当中国經濟出現危機、银行呆帐日益扩展、经济泡沫日益显露时,外资就会如同潮水般地撤離。如果說,毛澤東的計劃經濟和閉關自守能使中國孤立于資本主義世界的話,那么,加入WTO後的中國就難逃資本主義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的規律。

有“和諧社會”,沒有“和諧世界”


   “政治口號”需要一聽就明白,無需解釋。“為人民服務”、“造反有理”是毛澤東的“政治口號”。“黑貓白貓”是鄧小平的“政治口號”。江澤民沒有什么“政治口號”,想來想去,想出一個“三個代表”。“三個代表”害苦了江澤民,現在誰都記不住“三個代表”代表什么。說到江澤民,就知道他代表貪污、代表腐敗、代表上海人所說的“人來瘋”。
   “和諧社會”是胡錦濤的“政治口號”。胡錦濤不知道,被馬克思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傅立葉,一生的目標就想建立“和諧社會”。傅立葉理想中的“法郎吉”就是“和諧社會”。提出“和諧社會”,是對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的“否定”,在這一點上,并沒有錯。歐美日本和中國遠離政治的小鎮、鄉村早就是“和諧社會”。哪里有政治,哪里就不會有和諧。專制政治沒有人性,有的是殘暴,民主政治也沒有和諧。政客活著就是要勾心斗角。
   “和諧社會”的基礎是“崇尚正義”和“厲行法治”。前總書記趙紫陽含冤而死,沒有正義。“六四”前明明沒有任何“暴亂”,二十年來就硬說“六四大屠殺”是“鎮壓反革命暴亂”,也沒有正義,那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知道“江胡時代”不講正義,就有持無恐,無法無天。沒有正義,也就沒有道德、沒有信義。這是整個中國充斥“假冒偽劣”的總根源。本來,“維權運動”大有利于加強法治,但今日中國就愚蠢到要鎮壓“維權運動”。愈怕事,就愈多事。毛澤東都敢提出“造反有理”的口號,而今日中國連“維權”都要取締。
   人與人之間要講信義、講情誼,要使家庭、社團、社區、不同民族之間和諧融洽。漢族、藏族、蒙族、維吾爾族之間尤其要發展和諧關系。那些流亡藏人,也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美國對不同族裔、不同信仰、不同政治觀點的包容,加上美國的聯邦制,使美國成為統一、不可分割的國家。
   然而,國際關系不是人際關系。中日關系不是胡錦濤與福田康夫的關系,福田康夫下臺了,日本還會有“鷹派”上臺。國與國之間要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但國家不是“人”,國家具有“動物性”,對那些有強大軍力的“近鄰”,需要防備,需要有強大的國防。1991年5月16日江澤民在莫斯科簽訂的中俄邊界的《五•一六協定》,完全不提十九世紀中俄邊界條約的“不平等性”,僅僅是為了擺脫“六四大屠殺”後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處境,就迫不及待地、主動地放棄了“索回被占國土的權利”。現在中俄關系良好,但《五•一六協定》對中國子孫後代的損害極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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