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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胡平《民主与革命》

徐水良

2008-10-25

   这里不来评论胡平兄文章中的正确部分,仅仅批评文章中的某些错误。

   胡平兄文章这些错误的要害,就是用诡辩的理论,来掩盖和抹煞过去世界上的共产党专制制度,正是由革命来推翻的铁的事实。

   文章不是从现成的实际出发,而是从诡辩的理论出发。而这种诡辩理论,仅仅依靠一个小小的逻辑错误,建立在这个小小的逻辑错误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把推翻共产专制的特殊革命,与共产党人为制造的“暴力革命”那样的所谓的“革命”,即实际上是共产党人为制造的历史大倒退,也即向后飞跃倒退的暴力的反革命,或一些类似的革命,等同起来,作出关键性的错误结论。

   胡平兄文章的缺点:往往是谈策略,讲小道理,不大讲大道理,有时不顾基本理论,也有时不顾基本事实。

   几十年的事实说明,讲别人口头空想的许多人,往往自己最空想。因为他们是根据自己空想,而不是现成的经验来行动。这些人的那些东西,对共产党往往不起作用,相反,却使中国民运三十年一事无成,四分五裂,灰头土脸,客观上帮助中共延长了他们的统治,大大增加了中国向自由民主转型的历史成本,使这种成本早已远远超过一次规模浩大的革命。这里说的“讲别人口头空想的人”,不是胡平兄一个,胡平兄其实是比较好的,不严重的,其他许多人,更严重。

   多少年来,很多人嚷嚷着,说他们坚决要走改良道路。攻击革命道路是空想。他们连自己正是最大的逻辑错乱的空想家、自己正是一天到晚空谈改良口头空谈家也不知道,却要攻击别人是空想家空谈家。

   因为,革命,是人民的权利;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他们连自己没有改良权利这个基本事实都不知道,只是一味空谈他们要改良,空谈三十年,还要攻击别人空想空谈,让人感到非常地可笑。

   上面说的“很多人”,不一定包括胡平兄在内,但他们都采用类似的逻辑和理论。

   他们还非常可笑地从自己的头脑中、空想地、教条式地搬用印度甘地用来对付民主制的英国的和平主义非暴力抗争经验,并且只坚持这种方式,而把其他形式说成空想,而不管这种甘地式和平主义非暴力抗争对专制法西斯的中共是否有用,是否适用,是否是真正的空想。

   我们应该进行非暴力抗争,积极发动非暴力抗争。但我们决不可以夸大它的作用,更不可以把它说成是唯一手段,尤其不可以用非暴力抗争来否定推翻共产党专制的革命,抹煞苏联东欧铁的事实,也不可以抹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依靠革命建立起来的客观事实。

   你可以做诸多设想,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来走自己的道路,你也可以用各种理论来研究或批评那种推翻苏联东欧共产党统治的革命道路,那个铁的现成的事实,但你不可以把推翻苏联东欧共产党统治的革命道路,这个铁的事实,用无论什么样的诡辩理论,说成是空想、说成口头空谈。

            ——2008-10-25

民主与革命

胡 平

   么情况下您会开展一场革命?”

   不久前,我接受了万维网提出的“为什么要民主”系列问题的书面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下您会开展一场革命?”我写道:“如果这里所问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的话,我的回答是:当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到政府的剥夺时,人们就有权开展一场革命。但问题是,在人们的基本权利都遭到剥夺的时候,他们常常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手段或能力。特别是在热兵器高度发达的今天,斩木不能为兵(砍下树干当不了武器)。也就是说,在最应该革命的时候,往往不会发生革命。革命常常是发生在那以后。革命常常是父债子偿。也正因为如此,实际发生的革命常常是不必要的,有的甚至是不应该的。这是‘革命’在当代的尴尬处境。”鉴于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很有争议,我这里再作些补充说明。

   在中文里,“革命”本来是指改朝换代,例如商朝推翻夏朝,史上称为“汤武革命”。“革”指改变,“命”指命令,即“天命”。后来人们常说的“革谁谁的命”,把“命”当成了生命,是背离中文“革命”一词的原意的。现在我们用的“革命”一词,是指英文里的REVOLUTION,最早是孙中山取自日本人的翻译著作。这和古代中文里的“革命”一词的意思有所不同。

   “革命”一词有很多种含义。我们可以说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乃至家庭革命,等等。眼下我们所说的是政治革命。所谓政治革命,通常是指一种激烈的变革,一种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譬如台湾的民主转型被称为宁静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转型被称为天鹅绒革命,就是形容其和平性。

   不过,一般人讲到革命时,往往是指暴力革命。我在上次的回答中也特地说明我讲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我回答说:“当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到政府的剥夺时,人们就有权开展一场革命。”古代中国的孟子说,杀死暴君是“诛一夫”,是完全正当的。近代自由主义奠基人洛克明确指出:如果政府超越或滥用政治契约中明确规定所授予的权威,这个政府就变为专制独裁;这时人民就有权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干脆用这一点去定义专制政府。他建议区分两类政府,第一类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第二类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民主”这个词是前者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后者的简略代号。

   有人否定革命,理由是革命会流血,会造成内乱。洛克针锋相对地批驳道:“他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老实人不可以反抗强盗或海贼因为这会引起纷乱或流血,在这些场合倘发生任何危害,不应归咎于防卫自己权利的人,而应归罪于侵犯邻人的权利的人。假使无辜的老实人必须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弃给对他施加强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们设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祇是由强暴和掠夺所构成,而且祇是为了强盗和压迫者的利益而维持和平,那么世界上将存在什么样的一种和平。当羔羊不加抵抗地让凶狠的的狼来咬断它的喉咙,谁会认为这是强弱之间值得赞许的和平呢。”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80年代撰文反对革命,不过他后来修正了自己早先的观点。杨小凯根据美国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en)的有关学说指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杨小凯的结论是:“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这就是说,即便有些革命或动乱祇是以暴易暴,那多半也比一暴到底要好一点。在古代中国,大臣劝诫皇帝不要压榨无度,总是把例如暴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如果一个暴虐的政权居然能千秋万代,一暴到底,那不是更糟吗?

   对革命不可一概而论

   从理论上论证暴力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正当性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在人们的基本权利都遭到剥夺的时候,他们常常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手段或能力。在最应该革命的时候,往往不会发生革命。其间道理也许并不复杂。在压迫最严厉、控制最全面的时候,照理说是最应该革命的时候,但一般来说,那也常常是新理念最难得到传播的时候,也是反对派最难生存、最难活动和最难发展的时候,而且也常常是民众最消沉、最感到没有力量以及最缺少自信的时候,因而很难发生革命。

   当代热兵器的高度发达无疑给革命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于建嵘在《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里写道:一位农民维权领袖倪明就认为:“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在一篇题为《时势论》的政论文中称:”余闻崇祯之世,上清下暗,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尝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高童二人也,今高童之流遍之角落,已败风气,民怒冲天,恨声载道,倘得古茅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

   第二、实际发生的革命常常是不必要的,有的甚至是不应该的。例如,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就是一场不必要而且不应该的革命。

   随着前苏联档案的解密,人们对十月革命的内幕已经有相当清楚的了解。著名的苏俄东欧问题专家金雁教授不久前发表专文《十月革命的真相》。文章指出,十月革命不是用武力推翻专制的沙皇统治,而是推翻在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推进民主转型的临时政府。此前的临时政府已经换过好几届班子,十月革命推翻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是以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为主的政府。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用武力夺了“党内同志”的权。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并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然而在接下来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祇获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加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也祇有30%的议席,而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开始了布尔什维克专政。高尔基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另外,列宁在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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