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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隆缘分不浅

   
   
   
   科隆是德国的第四大城市,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百五十七米高的哥特式大教堂不仅让科隆闻名于世,也堪称德国最吸引参观者的旅游点。(据统计零四年有六百万参观者。)
   

   第一次海归不成后,我搬到科隆,主要是听从一位为我把学生签证改为作家签证提供经济担保的艺术界名人的召唤,一晃就是十二年。其间我数次想离开科隆,最后一次是零六年。那年我满四十岁,在母亲的压力和距离产生的美感下,我闭着眼睛往“围墙”里冲,幸好佛主保佑,闪婚不成。我云游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新西兰四国数地后,又独自回到科隆。从此我才知道珍惜科隆的好处。
   
   我住的街是古罗马时代的科隆城墙所在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古董街之称,现在仍处在科隆的黄金地段。街道不长,店面不少,变化不断。我自己就在这条街上搬过两次。唯一不变的是街头和街心特意保留下来供观赏的古城墙遗址。天气好,有空时,我会在街心那段古墙面对的小圆地上炼法轮功。五月底德国西部电视台来拍摄一部关于我的题为《流亡华人》的记录片时,就专门拍了一段我独自面对历经沧桑的古城墙炼功的情景。主持人还发现,和我一起上街,总能碰到熟人,我自己也觉得我在住地附近如鱼得水,虽然我平常无事不上街。不过住地附近的三家书店都有我的诗集,而每当我在科隆有公开活动时,我也会把相关的告示贴在能贴的地方。有一次我把一张告示贴在我住过的一栋楼的玻璃门上,居然有好心人把这张告示复印了一份然后背对背的又贴在原处以便让人能从门的两边都能看到告示内容。
   
   我搬到科隆后虽花了不少学时考取驾照,也能开着赞助人的飞豹(Jaguar)在城里慢爬或城外飞奔,但我更喜欢步行,这也是我曾想搬去威尼斯的一个原因。科隆的历史虽比威尼斯悠久,但在二战时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市容无法与古色古香的威尼斯相提并论,更何况科隆是个大都市,而威尼斯正好是我心仪的小城。可惜我虽数次前去威尼斯,却还没住到一年,而科隆却是我这个四川人住过的最久的城市。
   
   云游四国时我才意识到,在科隆生活,车辆不是必需品,没有车,也能过得上好,尤其象我这样住在市中心,真是应有尽有,方便极了,而我到大教堂旁边的火车站步行不过十分钟。
   
   在我不上网也不用中文写作时,我经常和男朋女友在科隆城里或莱茵河畔散步。零二年后,我难得有散步的时间,但星期日早晨,我一有可能就会步行二十分钟去河对岸与德国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在莱茵岸边的草地上炼功。自由的滋味真好!
   
   这种时候,我就庆幸我能在二十二岁时自费来莱茵河畔留学。正是到了德国经历了六四我才得以获知共产党靠暴力和谎言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后一直在祸国殃民。虽然我因看穿了中共的骗局而无法再回故国,但我在德国却享有大陆同行无法享有的自由,可以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明辨是非,不为中共笔杆子所骗,无论骗子们以鲁迅还是以于光远为名。
   
   我人在科隆却可以了解大陆方方面面的情况,但大陆人在中共的监控下却象井底之蛙,而不自知。我见一位与杨天水、清水君等民运志士一样在网上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南京人,便通过Skype找上门去。在他猜疑地问我找他有什么目的后,我写到:“我找你没有丝毫目的,只是读了你的文章后发现你在重复清水君、杨天水等的活动,但好象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过去做的和你现在做的大同小异,现在都在南京附近的监狱里。”他居然奇怪地问: “监狱??他们违法了吗?”不久,这位认为自己“是帮人民维权”、“是合法”的勇士也被中共非法拘捕。
   
   仅此一例就足以表明中共如何监控信息,让身在大陆的后来者压根儿不知先行者的存在……倒是远在科隆的我可以获知遍布全球因爱国而反共的中华儿女的英雄事迹。也唯其如此我才觉得我有义务身在德国却支持大陆同胞的抗暴维权运动。
   
   在科隆,我虽乐但却不得不思蜀,尤其是在这次四川大地震后,我更是一边在中文网上查阅灾区情况,一边用德文披露中共媒体竭力掩盖的真相。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个意义上科隆算是吾乡,但此乡非彼乡,我在科隆心安,则是因为我能在此为中华民族摆脱共产党的祸害而尽心尽力。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更是我竭力向大陆同胞传递的真实信息!
   
   二零零八年六月于莱茵河畔
   
   《新天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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