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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来自民间的耳光转赠了谁?——阎崇年最新回应泄天机

    2008年10月11日,第八届北京图书节在地坛公园举行,遭人掌掴的百家讲坛学者阎崇年,专门来到地坛图书节与广大读者交流清史。但图书节组委会原本安排2点开始的阎崇年讲座,却因故被推迟到两点半。地坛方泽坛的讲座会场座无虚席,观众席两侧及过道都站满了人,举办方如临大敌,安保人员不得不关闭了方泽坛四周的门。直到2点40分,阎崇年才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出现在主席台上。
   阎崇年在该次讲座上谈起清史,为平息社会舆论,特别强调他对于清朝皇帝的评价是有褒有贬的,并非一味的赞扬。他还为此主动提起了日前网上流传的“阎崇年语录”。他说:“以前不知道网上编了一个阎崇年语录,前天有一个网友下载了给我。我一看,天啊,没有一条是我的,全部是仿造的杜撰的,彻头彻尾的伪造的!”他说:“语录中说‘文字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分明不是我说的,都有据可查,在《康熙大帝》这本书第19讲文字之狱,第211页。我说,康熙的‘文字狱’不仅影响的是清朝。不用说我是研究清史的,作为普通知识分子,我对‘文字狱’也深有感触。” 阎崇年一席话泄了他也对“文字狱”“深有感触”的天机。不言而喻,阎崇年“深有感触”的当然不是康熙大帝的“文字狱”,而是中共政治统治时代的“文字狱”。由此一来,这个来自民间的耳光,就有了可资更深一层琢磨的味道。
    10月5日在无锡签售时掌掴阎崇年,并引发舆论轰动的网名“大汉之风”的黄姓男子,至今仍对此举声称不后悔。他在接受采访中,痛斥阎崇年“缺乏良知”“没有人性”,“打他这一巴掌就是要让他为歪曲历史付出代价”。评论员乔志峰在网上诉说:自己“也产生过抽阎崇年的念头。对阎老头的某些说法,我也不赞同。尤其是他美化文字狱,简直令我怒火中烧,几欲由电视内将其揪出饱以老拳。”
   说实话,在本作者看来,阎先生还算是一个相对审慎的学者。我听过他的讲座,尽管对他的一些观点也不敢苟同,但自认为他在《百家讲坛》捧火的“明星”里还算水份最少的一位,而且他也不像余秋雨、司马南之流那样的奴颜媚骨。以阎崇年的史学功力与学者风范本不该“挨打”,因观点不同而动粗也不该是文明社会所提倡的。更何况巴掌既矫正不了歪曲历史,也不可视之为“歪曲历史应付出的代价”。
   其实,这一掌的真正象征性意义,在于民间对官方搭建平台灌输扭曲价值观的“说不!”。这一掌看起来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实际上痛在《百家讲坛》背后的大老板心里。阎崇年断然否定“文字狱”,就是把巴掌转赠给了他“深有感触”的当代“文字狱”的制造者。

    《百家讲坛》其实是为官家服务的一家论坛,今年“十一”长假更是直接宣讲《长征》,大肆灌输“阶级斗争”的“红色记忆”。其实中国人打中国人算不了光荣?蓝军与红军权力夺来夺去,如今还是在搞“文字狱”。今天官方一直在自称太平盛世,而清代康、雍、乾三世,也都连称自己是盛世,他们都为江山稳固,大兴文字狱。史载,康熙朝文字狱11起,其中广为人知的事例就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此作者竟被如此“盛世”身首异处,满门抄斩。当今一些学者仍在宣扬暴力支撑的“盛世论”,这连许多普通观众都能辨别其荒谬,但惯于向百姓灌输“红色记忆”“暴力革命”价值观的央视,却似乎还乐在其中,并依此推出了“和谐社会”“维稳”的理由。因此,在百姓眼里,百家讲坛被扭曲的价值观本来就与康、乾“盛世”一脉相承。所以,在本作者看来,这一掌打得其实就是这种扭曲了的价值观。张若渔先生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说:“为学术而打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或许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即公共话语平台如何从一维走向多维、如何从文化专断走向文化多元。试想,如果《百家讲坛》上能有学者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他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阎崇年在那里自说自话,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血压会平和理智很多。”(《信息时报》10月8日)。然而,不幸的是“红色记忆”的血脉里没有“文化多元”的基因;《百家讲坛》上更不会给“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他们声音”的机会,否则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土上就不会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家独秀的“山歌了。如今,阎崇年代替百家讲坛挨了“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声音”的巴掌,就是对央视以及类似央视的强势话语权垄断者的否定,其表征得恰恰就是国民早已对长期在思想上统治中国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延续事实的愤慨。
   难道不是吗?连阎崇年本人都说:“我对‘文字狱’也深有感触”。自从中共建制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字狱”不仅未能终止,反而愈演愈烈。就从1955年最经典的胡风“文字狱”说起。当时仅仅因为胡风不跟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就在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1957 年,毛泽东、邓小平及其同党在全国搞了一个“阳谋”就“加工”了55万多个“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残害了一大批尚未涉世的大中学生。当时在各大中学校,老于世故的党委负责人掀起所谓 “向党交心”运动,鼓动学生“挖思想,献忠心,紧跟党,干革命”,诱导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不满意见。党委对青年人的意见先是称赞、表扬,同时组织人暗地里把他们认为反党的言论记录、整理出来,载入档案,做出政治定性。就这样,如此一些天真耿直的学生,先后被“加工”成“反动学生”、“异已分子”、“内控分子”饱受折磨,至今未得彻底平反。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仅仅因提出“合二而一”概念,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 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十年文革,“无产阶级专政”割断的岂只是张志新一个人说真话的喉咙;国家共权力又枪杀屈死了何止张昭与遇罗克的生命?在毛泽东主政时期,中国简直就是一座思想监狱。而后文革时代,从30年前的坚持“两个凡是”,到30年来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禁锢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言论一直都被封闭于无处不在的“文字狱”里。自从邓小平主政以来,从“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到“反精神污染”,最终发展到震惊世界的“6、4惨案”,国家共权力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构陷了多少学生与市民。而作者本人就仅仅因发表不同政见,曾两次饱受如此“文字狱”迫害,因此应该比阎崇年先生更“深有感触”。如今胡温时代高唱“和谐社会”,仍有杨天水、高智晟、胡佳、黄琦等异议人士因言获罪事件不绝于耳,年年发生。与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相比,一记来自民间的耳光又算得了什么?
   在当今中国,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或主旋律文化所形成的言论生态,始终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并带有明显的暴力强制性特征。它主要执行的就是构筑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言塞湖”的使命。时至今日,公民不仅不能批判官方价值观,连批评、检举官员个人都有因言获罪之灾。仅从1996子鼠年到2008子鼠年,这12年生肖轮回看,官媒公开报道披露的因批评、检举领导获罪的就有如下10大冤案:(1)福建莆田 "诽谤领导"案;(2)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3)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4)山东高唐"诽谤领导"案;(5)山西稷山"诽谤领导"案;(6)河南孟州"诽谤领导"案;(7)山东济南"红钻诽谤"案;(8)海南儋州"诽谤领导"案;(9)陕西志丹"诽谤领导"案;(10) 辽宁西丰"诽谤领导"案。而那些没有报道出来的因言获罪案更是难以计数。
   以上事实昭昭,证据凿凿,可见当今中国国民为什么会如此痛恨文化专制与“文字狱”了。这将愤怒的力量灌于掌掴的耳光究竟抽了谁?行文至此,已经该是名花有主了。
   (首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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