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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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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答东海一枭(东海附言)

   Goal:答东海一枭(东海附言)

   东海附言:简单说两句。固然“文化改良难收一时之效”,一百多年来“纯粹”的专制批判和民主启蒙的效果如何?“那匹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名的黑马”“着眼点总是以从人权法治等角度指向制度为主”的努力,至今也二十多年过去了,效果如何?东海枭鸣“发聋振聩”又如何?类似Goal君那样被我发过振过的人多了,大多数不依然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吗?(这里泛而言之,因Goal君未露真身,个人表现如何不了解。) 确实“臣民社会注定无法成为道德的沃土”,但是,没有必要的道德根基和文化内功,有识之士对民主的追求将缺乏必要的力量,有权之人对专制的坚持将显得特别顽固,臣民社会转变为公民社会将加倍艰难。文化、道德、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重新审视矣。2008-10-29东海老人

   附:Goal:答东海一枭(跟于枭文《谁把力气使错了地方》)蒙东海这样的名人点名指教,若不作答,未免不恭。 初读枭文是90年代中后期第一次有机会到香港的时候。彼时互联网尚不发达,异见的声音难得一闻,加上八九之后的心灰意冷,也未曾刻意发掘。于东方之珠得知在一片肃杀的内地,尚有老枭这样勇于仗义执言的人物,确有发聋振聩之感。但近年的枭鸣明显变了调,也就是从你所说的“政治层面”的抗争转向了以“文化层面”的言说为主。想必老枭本人认为这是升华,但在我看来却未必。 这里的核心分歧是对“文化决定论”的评价。我认为无论是“兴儒”者还是“反儒”者,都把文化的作用夸张了。不错,从广义上说,制度是文化的产物,良善的文化既是孕育优秀制度的土壤,也是降低制度实行成本的润滑剂,价值不可磨灭。但制度自有其本身的生命力,它像人类文明的其他产物一样,完全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移植和共享,并不需要分别独立了在各种文化中分别产生。因此我不赞成离开了某种特定的文化,民主自由的的社会制度就注定成为“空中楼阁”的说法。何况即便优秀的制度需要特定的文化基础,我也不知道哪个被公认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是以儒学为主流文化的。 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鲜有不以儒家为立国之本的朝代。多如过江之鲫的尊孔帝王,给创造民主自由的国家留下了多少遗产?你可以说他们倡导的是伪儒学,是歪曲利用儒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我总是觉得这跟原教旨的马经拥趸痛骂歪嘴和尚类似,姑且不论吧)。但古往今来,立志“为往圣续绝学”的儒者大有人在,你不能说他们修的都是“小人儒”。但在“武器的批判”之下,他们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从学理上说,道德感总是与责任感紧密相连的。当一种专断的权力通过对个体权利的剥夺,替每个人做出本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做的决断时,个人责任感必然缺失,道德与良知也就随之成为奢侈品,充其量只能为小众所有,而良善社会的文化根基是大众的道德。换言之,臣民社会注定无法成为道德的沃土,那是公民社会的专利。因此,依我之浅见,无论您或者您在“文化层面上的敌人”,都是把力气用错了地方。但您的“敌人”之一,那匹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名的“黑马”,曾坦言当年以文化为切入点,是迫于环境的“曲线救国”。以他及其同党的写作看,其着眼点总是以从人权法治等角度指向制度为主,“批儒”只是搂草打兔子而已。而您的大作则基本以文化层面为主,政治层面的文章已难得一见。所以我觉得相比之下,您用错地方的力气更多一些。 当然,人各有志。无论您是出于文化决定论而认定倡导儒学是救国最有效的手段,抑或明知文化改良难收一时之效而甘愿愚公移山,都是您的权利,原无他人置喙之地。因此我虽斗胆,也只敢说“更喜欢十年前的东海一枭”而已。(2008-10-25 19: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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