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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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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的狂妄

   刘晓波的狂妄

   前言伪君子、真小人、假道德、不道德、说假话、唱高调、特权、腐败、专制主义特别是现代党主专制,诸如此类东西,都是不好的乃至恶劣反动的,值得大批特批。但在中囯,自由知识分子痛批上述东西的时候,“普遍地”要归结于中华文化,要把这一切的责任“栽”到儒家的头上来。

   这已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的惯例如“恶习”,刘晓波《温家宝的道德狂妄》一文就是这种“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万恶的历史加普世价值的口号”(某网民语)的工厂化写作的典型。

   一 “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显然是黑心资本与黑心权力的联手投毒,要论责任,我以为政府的监管渎职和新闻操控的责任更大”云云,刘晓波这话没错。但“政府的责任更大”并不影响温家宝对黑心企业的批评和对企业责任的追究。

   “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 温家宝这话也没错。温家宝“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的自我期许更没错。

   批评温家宝用“第一时间公开”为中央政府辩解,批评温家宝“不敢正面回答赵紫阳和六四的问题,也不敢诚实地回答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对,但对温家宝的自我期许之言没必要无限上纲地“引申”为“道德狂妄”,并借机将矛头转向中华文化。

   至于把中共制度的落后以及马列文化肆虐的后遗造成的“政客的道德败血症”归罪于中华文化和儒家道德,不仅无的放矢隔靴搔痒,而且纯属黑白不分胡乱“栽赃”。

   刘文接下去就更“混”了。

   二刘晓波写道:

   “从古至今的现实所显示的景观恰恰相反:最爱讲道德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言行一致的传统。帝制时代,二千多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高调,也没有唱出几个真正的清官和明君。民国时期,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却是极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唱了二十七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唱出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后毛时代,从邓小平的“五讲四美”到江泽民的“以德治国”再到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带来的却是官场的腐败和公德的沦落。”

   这一小段话问题重重。一、仁义礼智信不是高调,而是潜在于人人本性之中的“潜质”。二千多年也不是一片黑白,清廉忠正的儒官儒吏更是数不胜数,也不乏明君----刘晓波后文提到的唐太宗、宋太祖就相当“不暗”;二、造成国民党政权的极端腐败无能的原因复杂纷纭,唯独不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带来的”。

   三、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是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与现代极权制度结合造成的。仅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高调唱不出文革的血腥。真正的道德高调,尽管有违中庸,却并非都是坏的、恶的,就象墨子的兼爱,够高调的了,造就的却是“摩顶至踵”的真正的利他圣贤行径。后毛时代官场的腐败和公德的沦落,也不是“五讲四美”、“以德治国”、“八荣八耻”这些口号带来的-----不用分析了吧。

   特别是“最爱讲道德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言行一致的传统。”这句话,更暴露了刘晓波对历史对儒家的双重无知。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儒家的知行观吧。

   三作为一种认识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甚早,《尚书-说命中》中就有“知之非艰,行之唯艰”之语。古代知行观,自春秋至唐,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到了程朱,传统知行观又别开生面。

   程朱理学认为“知”与“行”之间,“知”逻辑在先,处于更重要的优先的地位。可以概括为:知高于行、知先行后或知本行末。如: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之惑,将流荡而不知反,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虽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贵也。”(《程氏粹言•心性篇》)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注:《遗书》第三。)

   “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非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盖知之者艰也。”(注:《二程粹言》卷一。)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义理不明,如何践履?” (《朱子语类•学三》)“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语类》卷十四。) 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虽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其实属于知行统一观。

   “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朱子语类•学三》)“圣贤说知,便说行”,“中庸说学问思辨,便说笃行”。(同上);“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学三》)

   后来王阳明在知行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兹不详说。至于历史上言行一致、坐言起行、知行合一、切实践履的儒者,那真是灿若群星,举不胜举,兹不举例了。

   四再挑几段刘文略驳。

   刘文曰:“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政的1949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

   儒家道统居然钻进江学说、邓理论乃至毛思想里去了?中共的每一代核心居然“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梦中说梦,禅外言禅,不知今夕何夕、中共何党!

   刘文曰:“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

   这话很“一根筋”。“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有渐变、也有建立在渐变基础上的突变。在“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前提下,统治者、思想权威的作用不可忽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某一个思想比较先进、道德相当高尚(不是完美)的统治者或思想权威是完全可能对“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产生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让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刘文曰:“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外国,仅列出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足矣!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

   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一视同恶”,把历史上的灭儒暴政与崇儒仁政、把古代君主专制与现代党主专制统统烩为一锅,真亏刘老先生下手。另外,这样的“高标”批判毫无“历史的眼光”----似乎在刘老先生眼里,汉武唐宗只有还权于民、再通过民选上台,才可以免却“道德癌症”、“癌细胞扩散者”的嫌疑,呵呵。

   五刘文曰:“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道德的基础。”

   中国自上古以来就不乏与主权在民思想相接近的民本观念或重民主张,如《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诗经》中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及《孟子》中有关国人曰贤方贤、国人曰可方可的言论等等。与社会契约论相接近的君臣、君民通功易事的思想,如《墨子》中关于天子、三公、诸侯皆由民选的论述,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君由民举的观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君臣皆为民立的思想等等。

   反对君主私天下、主张天下为公的思想,如《礼记-礼运》的“大同”说,《吕氏春秋》、《六韬》、《明夷待访录》、《潜书》中有关“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论述。(四)反对君主专制的法治思想,如《管子》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之论,《商君书》所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所共操也;信者,君臣所共立也”等等。

   明末黄宗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家天下”的合法性。其民权思想,不仅对清末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行动,而且对辛亥革命中反专制、倡民权思潮及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志士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奇怪的是,这一切,作为堂堂哲学博士的刘老先生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尾声道德狂妄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生造词。道德可以允许某种狂,但不允许妄。严格地说,不符事、不合理的妄言妄语都是不道德的,公共知识分子尤其要保持必要思想谦诚和学术真诚。伪君子、真小人、假道德、不道德、说假话、唱高调、特权、腐败、现代党主专制都是不道德的东西,都该批判,但应实事求是,不应无知妄说、凭空妄断地把一切责任推到儒家头上来。

   刘文有多少似是而非混乱颠倒,有多少无知妄说凭空妄断,看我选驳,可见一二。敢问刘晓波,这种妄属于什么性质,是学术轻浮、思想混乱、道德狂妄还是三者兼而有之?呵呵。2008-10-8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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