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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耕:永远的包遵信-包遵信先生逝世一周年祭献(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2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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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秦耕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秦耕:永远的包遵信-包遵信先生逝世一周年祭献(图)

   

2008年10月28日,包遵信先生逝世一周年,包遵信先生的妻子在墓前献鲜花

   
   
   
    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开篇写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人所言并非生死神话,而有真实所指。能够离开的,是一个人的肉体,永远活着的,是他的精神。包遵信先生就属于永远活着的人,他在生前能够把一种精神根植于后人的心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接力,永远传递下去。
   
    孔子曾经为中国知识分子确立过耻辱观:“邦无道,富且贵,耻;邦有道,贫且贱,耻。”在孔子看来,生活在一个政治黑暗的国度,享有富贵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但如果生活在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度,知识分子无力改变自己的贫贱处境,仍然是一种耻辱。但几千年来,能够坚守这种耻辱观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自古以来就很荒诞,除春秋时代曾出现过独立的、以追求知识为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外,其他时候,知识分子们的术业有不同,学问分高低,但其身份的依附性则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就是依附于权贵,扮演工具角色。毛泽东就曾把知识分子称作皮子上的毛。在毛氏看来,知识分子再有学问,也不过是依附于皮子的毛,学问大的知识分子,不过是长得比较漂亮的那根毛而已。
   
    记得刘晓波先生等四人在公元1989年赴纪念碑下进行有限绝食时,所发表的声明中,就提到希望以此洗刷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软骨病。但遗憾的是,1989年后,软骨病的基因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迅速传染。软弱也许是与生俱来、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弱点,是生命基因设置的自我保护程序。软弱并不羞耻,我认为任何人在恐惧面前都有选择软弱的权利,知识分子也不应例外。1989年知识分子的流亡海外不是羞耻,未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选择屈服也不是羞耻。以软为荣才是真正的羞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从卖身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一词中,引申出“知奸”一词,借以描述1989年后知识分子在极权体制下卖身投靠的软骨行为。我认为梅兰芳在日本占领时期尚且有拒绝登台演出的气节,而极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竟台上台下演唱同一首歌。梅兰芳当时拒绝演出也许会冒生命危险,今日的知识分子如果拒绝演唱同一首歌,并不需要冒太大的风险,更不需要冒生命危险。如果基于恐惧,违心的与台上合唱,是值得谅解的。问题在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自愿合唱,以唱为荣。这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羞耻。
   
    包遵信先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在特殊的体制下和特定的时代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他的所作所为,部分挽回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应有的尊严,也把一种珍贵的精神资源,像火种一样传承下来。
   
    传统知识分子喜欢以坐言起行来标榜自己言行合一,剑及履及,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太多。20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相对开放年代,我自己幸运的在那个年代求学求知。幸运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年代有以包遵信先生为代表的启蒙者。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在书店购买包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兴奋情景,该丛书的第一本就是金观淘先生的《在历史表象的背后》。现在回想起来,那本薄薄的小书,只是一本简单的快餐式读物。但对一个从识字开始,就在一部把土匪造反当作历史主线的狼奶灌输的环境中长大的青年来说,金先生在该书中提出的历史循环说,会对原来形成的“土匪史观”造成多么强烈的冲击。因为适逢那个年代,我才能像许多我的同龄人一样,幸运的走出蒙昧状态。那个短暂的启蒙年代,就像历史偶然打开的一道门缝,我和一部分幸运的人刚刚逃出,门就在身后又关上了。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的启蒙年代,那么包遵信先生曾是那个年代的启蒙导师之一,扮演了重要角色,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象征人物。
   
    在能够坐言的时候,他没有沉默,利用难得的机遇,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共同担负起了启蒙的责任。更可贵的是,在需要起行的时候,包先生同样站在时代的前列。1989年,包遵信先生是最早公开站出来和走在民主行动最前面的知识分子之一。记得那年4月,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见到一张他和严家其先生联名的《起诉书》,控告上海江某人悍然查封《世界经济导报》行为违宪。那是知识分子最早公开站出来投身民主运动的行为之一。一次次的街头演讲,一次次的联名呼吁,一次次的控告抗议,每一次包遵信先生都站在最前面。他以自己并不高大但异常勇敢的背影,以始终向前的姿态,为一代热血青年树立了一面可以追随的旗帜,也完成了青年导师的形象塑造。
   
    6月屠杀之后,包先生和许多人一样进了监狱。甘地因在印度第一次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而被捕受审时,他向审判他的法庭宣告:“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决不提出抗议。”我始终固执的认为,在1989年的屠杀之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在监狱才能找到自己的尊严。监狱是企图征服知识分子的地方,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唯一所能显示尊严的地方。包先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接受审判,领受了为参与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所判的最长刑期。如果说这种受难是中国民主化必须经历的一个历程的话,包先生没有缺席。
   
    包先生在他生命历程最后的一段岁月,完美的履行了孔子提出的荣辱观,在无道之邦,安于贫贱。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他身处狱外,但鲜有自由,虽然有口,但不能言语。昔日诸多朋辈,已然跻身权贵,许多流亡海外的,甚至也悔过荣归。这真是一个个荒诞而奇妙的世界。在这个特殊时期,包先生坦然接受了这份难得的孤独,不做任何改变自己的处境的努力,平静的固守着属于自己的贫贱。这种看起来不适时务的迂腐,也许使他失去了许多,但他至少有一种东西不曾失去,那就是尊严。
   
    在包先生的生前,我无缘与他谋面,但我与其他幸运的人们一起,共享了他的精神资源。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又把这份精神资源留了下来,供更多的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说,包遵信先生属于诗人讴歌的那种永远不会死去的人。
   
    谨以此文作为包遵信先生逝世一周年祭献。
   
    2008-10-26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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