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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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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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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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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来源:《开放》杂志
   
   幕后小姑娘、北大附小七岁的学生杨沛宜(左)和台上表演的小女孩林妙可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名红衣小女孩高歌一曲《歌唱祖国》,据说这稚气十足的声音“感动了整个中国”。比如,凤凰卫视的著名女主持人闾丘露薇便赞叹说,这首歌曲“让我险些落泪”,“这清澈单纯的声音,这未经污染的声音,强烈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里终于让我看到了某种价值观。”我大概是少数没有被“感动”的中国人之一。那个一夜成名的小女孩,尽管外表可爱,但在唱歌的时候,那种与其年龄完全不相符的老练、夸张与矫情的神态,让我目不忍睹。这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国度,孩子们都成为可怕的教育模式的牺牲品,被揠苗助长成了“小大人”。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网上有很多人说这首歌曲的旋律何其优美,甚至还有人建议说应当用这首歌来取代《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并在网上广泛征集签名。然而,在一党独裁之下的中国,既没有单纯的体育,也没有单纯的音乐,体育和音乐全部都是为“政治”(也就是党的统治)服务的。作为中共首席公关顾问的张艺谋,选择此歌曲作为开幕式的“开卷之作”,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知道必须去拍官府的马屁,更知道怎样将马屁拍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据说,《歌唱祖国》是胡锦涛除了国歌之外最喜欢的一首歌。当时,胡锦涛在主席台上听到这首年轻时代便耳熟能详的歌曲时,必定“热泪盈眶”。胡锦涛每逢出访的时候,在会见“爱国侨胞”的场合,都要与他们一起唱这首歌。二○○四年元宵佳节,中央领导人邀请首都知识界知名人士一起品尝元宵,胡领唱《歌唱祖国》。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文艺晚会上,胡锦涛再次上台,与七千多名各界人士一起高唱此曲。张艺谋显然是投其所好,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只要获得了“今上”的青睐,“首席吹鼓手”的地位便是任何人都难以撼动的。
   只要稍稍探究一下《歌唱祖国》诞生和走红的历史,便会发现,这是一首深深地打上共产党意识形态烙印的歌曲,它与奥运精神和奥运宪章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严重抵触。《歌唱祖国》是“老革命”王莘创作于五十年代的一首歌曲,因为迎合了当时中共处于上升时期的时代氛围,立即受到官方宣传部门的重视。次年,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首次发表了它的词曲。一九五一年十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暴君毛泽东得知列席会议的王莘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时,对他说:“这首歌好!”还特地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送给王莘,并亲笔签名。
   一九六四年,全国上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深入地展开。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歌唱祖国》作为尾声,将演出推向最高潮。周恩来为了对毛表忠心,在一次东方红演出时,亲自走上舞台,指挥全场高唱《歌唱祖国》。之后,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会场爆发如雷的欢呼声。周恩来遂又一次指挥全场高唱此曲。后来的歌词还有了一个“文革版本”,其中不乏对毛的肉麻的歌颂:“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照亮了我们的胜利航向。”
   但是,就在这首歌曲唱遍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于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家破人亡,中国的大好河山也遭到两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即便如此,那些戕害祖国的刽子手,居然篡夺并垄断了“歌唱中国”的权利。
   由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所谓“歌唱祖国”,其实是“歌唱共产党”和“歌唱毛泽东”,歌颂独裁制度和独裁者。对抽像的“祖国”以及自称“代表”祖国的“党”的“热爱”,是那些“奴在心者”的奴才的“真情实感”。这首歌曲曹曹曾是中共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曲,在四十四年之后,却戏剧性地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首选歌曲,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最新创作的奥运会主题曲。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叹不知今夕是何年。
   
   陈其钢有意无意捅出内幕
   
   一般的中国人并不知道,《歌唱祖国》是这样一首颇具欺骗性的、浸透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毒素的歌曲。这首歌曲的粉墨登场,乃是中共当局对奥运会的绑架和戏弄,乃是臭不可闻的文革文化卷土重来的标志,乃是当下扭曲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的表征。张艺谋特意挑选一名不到十岁的孩子演唱这首歌曲,这是成人世界对孩子的无耻欺骗与利用。而更让世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光鲜的节目背后,还隐藏着更加丑恶的黑幕:三天之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无意中透露,开幕式上九岁的小女孩林妙可的独唱,其实是由另一位幕后小姑娘、北大附小七岁的学生杨沛宜代唱的。陈其钢解释说,这个“双簧”的原因,“主要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不容出任何错误。”
   因为杨沛宜正在换乳牙,容貌不够“完美”,所以被替换掉了。但她的声音很好听,还要被充分利用起来。于是,外貌更加漂亮的林妙可,被安排在台前作“歌唱状”。这是一种双重的假唱,过去被崔健深恶痛绝的假唱,不过是歌手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在开演唱会时对口型播放而已,至少声音还是歌唱者自己的;而此次的假唱,干脆连声音换成了别人的,用青年作家韩寒的话来说,乃是“假假唱”。是的,做中国人的孩子就有这么可怜:十九年前,那么多的孩子在广场上被屠杀;十九年后,更多的孩子被当作玩偶肆意耍弄。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孩子可以成为谎言的牺牲品,而他们的父母,或者主动地充当帮凶,或者无助地站在一旁观看。
   其实,无论是张艺谋,还是陈其钢,都只是表面上的傀儡。在此类“重大问题”上,他们根本作不了主,而必须听从“上面”的命令。陈其钢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让林妙可假唱的最终决定,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作出的。这名国家领导人在看完排练后表示,有问题要解决。于是,他们就照领导所说,用此种方式解决了“问题”。他没有说明究竟是谁下的指令,以及指令的内容是什么。尽管如此,“大嘴巴”陈其钢的下场可想而知:即便他不会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而锒铛入狱,但此后要想再接几笔来自“国家”的“艺术大单”,恐怕就难于上青天了。当艺术遇到政治的时候,艺术必须为政治让路,这是中共历来奉行的一条铁律。在所谓的“国家利益”面前,孩子算得了什么呢?孩子可以成为夺取政权时候的炮灰(如刘胡兰),可以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红卫兵),也可以成为灌输其集体主义思想的样板(如赖宁)。中共既然不惜以“魔鬼训练”的方式让未成年人为其争夺奥运金牌(如十四岁的女子体操冠军何可欣),那么让两个小女孩来唱一曲“双簧”就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艾未未狠批奥运会和张艺谋
   
   艺术家艾未未拒绝出席开幕式,拒绝出现在他参与设计的“鸟巢”之中,并以与奥运会有关联而感到耻辱。他对奥运会、张艺谋、开幕式、假唱以及《歌唱祖国》这首歌均有一针见血的评论。对北京奥运会,他说:“这次的奥运会是最政治化的奥运会。一个极权国家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但是唯独不能激起全民的真正的欢乐。”对于张艺谋,他说:“他就是一个投机者,一个完全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不懂得什么叫是非,什么叫最基本的艺术职业工作者对艺术的尊重,和对人的基本品质、伦理道德的尊重。他崇尚权力,做着一些令人作呕的事情。”对于开幕式,他说:“这是一个经典的伪传统文化废品回收站;一个亵渎自由精神、虚情假意的视觉垃圾场;趣味低级的资讯污染;帝王意识借尸还魂的杂耍;终极版的集权文化的样板;精神沦陷的百科全书。”对于假唱事件,他如是说:“这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中国没有一次事件是偶然事件。它反映了政府一贯的策略和政治方式,那就是:能够掩盖的掩盖,能够遮挡的遮挡,来获得最愚蠢的效果。”对于《歌唱祖国》,他说:“所有的爱国歌曲,或者政治的表达,仅仅是靠一种伪造的、虚假的所谓的美学来完成的,那么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不管它花了多少钱,用了多长时间,进行了多大的努力,但最后的结果是一个虚伪的结果。”
   有趣的是,艾未未是诗人艾青的儿子。而艾青当年恰恰参与了对《歌唱祖国》歌词的修改,他将“五十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位来自民间的诗人,在中共建政之后不由自主地成了当局的御用文人,当然,他最终仍然没有避免被整肃的命运。如今,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却成为温家宝时常引用的口头禅。对于九泉之下的艾青来说,幸耶,不幸耶?在我看来,艾青最大的骄傲,乃是有了艾未未这个敢于揭穿皇帝的新装的儿子。“生子当如孙仲谋”,如今应当改为“生子当如艾未未”。艾未未挺身抵抗独裁文化的勇气,足以洗去他的父亲被中共政权利用、玩弄与迫害的耻辱。
   我们的孩子不能成为谎言的牺牲品。我们再也不能将我们的孩子献祭给黑暗势力,那么多的父母仍然在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孩子,此类父母既怯懦又虚荣,他们禽兽不如,他们早该向孩子忏悔、向世界忏悔。而孩子始终是无辜的。我相信,林妙可、杨沛宜们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很长,我衷心地祝愿她们走出这道可怕的阴影与残忍的伤害,将来能够自由自在地在阳光之下呼吸、舞蹈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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