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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来源:人与人权
    在北京这座城市,在中国这个国家,有太多死不瞑目的死者在注视着我们,甚至从坟墓中伸出手来抓住我们。
   
   
   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

   脸睑下流露出凄楚惊恐的目光,
   苦难怎样将粗粝的楔形文字,
   一页页刻上面颊,
   一绺绺乌海的浅灰色卷发,
   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
   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角边枯萎,
   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
   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
   而是为了所有和我站在一起的人们。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她们是一群弱小的妇女,她们是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的孩子被阿根廷军政权所杀害。她们相约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广场上“散步”。一个母亲,两个母亲,三个母亲;一圈,两圈,三圈……越来越多的母亲们聚集在一起。她们分享苦难,互相慰藉;她们传递勇气,互相支持。那些神气十足的将军对她们的存在不屑一顾——她们难道可以战胜坦克、飞机和冲锋枪吗?然而,让全副武装的军头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些弱不禁风的妇女,这些头上戴着白色头巾的妇女,这些眼里含着泪水的妇女,撬动了专制制度最坚实的那块基石,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多年以后,在一九七七年领导阿根廷首波非暴力反抗运动的这群勇敢的母亲们,依然健在者的年岁都已在七十至九十岁之间了。她们当年游行示威、在政府机关排队等候、遭受殴打及拘禁等各种经历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还未完全消褪;不过,随着阿根廷国内各地的妇女,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各国的受害妇女相继戴上白色头巾,这群母亲形塑而成的力量也成为全球范围内非暴力运动景观中无可磨灭的特色。公正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以真相取代恐惧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这项真理在二十世纪中最鲜明的象征,就是阿根廷母亲所戴的白色头巾。
     
   在遥远的东方,那座城市仍然在流血,即便是满坑满谷的奥运会金牌也掩饰不了来自地底下的血腥味道;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群相似的妇女,也有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在寒风中哭泣,在阳光下行走,在铁屋子中记录。她们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个群体的倡导者和代表性人物就是丁子霖女士。丁子霖女士所著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忠实地记载了这个群体形成的过程,这是一颗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是一支蜡烛点燃另一支蜡烛,这是一只手牵住另一只手。她们形成了一片良知的森林,抵御着沙尘暴的侵袭。丁子霖女士说过:“直至今天,她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她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然而,她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们在强大的政权面前是弱者,但她们在道义上是强者。这是她们的信心所在,也是她们义无反顾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不管未来的路途还有多长。”是的,“天安门母亲”是一个小小的群体,其人数仅仅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公司或共军的一个连队。然而,存在这个群体,或不存在这个群体,这个国家的品质绝对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小小的一勺盐,融入一杯水当中,虽然再也看不见了,但这杯水就因此而有了味道。
     
   《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是这段仍然在继续的寻访之路的忠实记载。“寻访”二字,看起来轻如鸿毛,实际上却难于上青天。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弥漫于中国全地的红色恐怖之中,寻访其他死难者亲属谈何容易!几乎所有被杀害的人都被冠以“暴徒”的恶名,不仅得不到政府的赔偿和道歉,甚至连家人也被打入另册,时常受到监视与恐吓。当局禁止他们发出不平的声音来,普通人也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在古代中国,尚有为所谓的“叛徒”收尸的仁人侠客,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杀害的六君子都有亲朋好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为之安排后事。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死难之后,乡人把他的灵枢寄放在京城的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京城的吊唁者更多。当刘光第的灵枢运回四川船过三峡时,沿江人民结队相送,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临江祭奠。沿岸纤夫,自动帮助拉船,有时多达两百余人。由沪州转沱江,到达他的家乡富顺赵化镇,家乡人民家家执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从全省各地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那时,民间尚有一股忠义之气在。与之相比,今天的“天安门母亲”们面临着艰难百倍的处境。《寻访六四受难者》中记载,被杀害的清华学子周德平的父母,年逾七旬,生活在湖北南部一个贫困的农村里,儿子的死亡让两位老人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周母患神经性面瘫,脸部扭曲,仅剩下几颗残齿的牙床整个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体蜷曲,也已经失去了劳动力。他们几乎得不到乡邻的帮助。更让人愤怒的是,丁子霖给周家老人汇去的八百元捐款,居然被村里的共产党书记冒领了,几经交涉,才得以归还。北大学子孙辉被杀害之后,他位于宁夏石嘴山的家庭,受到当地派出所的严密管制,父母的养老金不能按时发送,被迫到郑州女儿家养病,却先后遭到六次抄家。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受难者的家庭都承受了无边的苦难与凶恶的逼迫。在这座城市,在这个国度,少有雪中送炭的善行,多有落井下石的恶行。天安门母亲们,你们的路在何方?
     
   “天安门母亲”群体曾经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提出过一个十六字口号,即:“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口号既蕴含着她们坚不可摧的信念,也显示出她们不可动摇的意志。这群母亲因而坚不可摧。在此意义上,“寻访”不是终点,乃是起点;“寻访”的目的,不是勾起难属们惨痛的回忆,乃是奋力去追求依然遥远的正义。丁子霖女士总结说,在过去的十九年里,“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寻访死难亲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为止,被记录下来的死难者已达一百八十八位,伤残者七十多位。二是对死难者亲属和重残者实施人道救助。这项人道救助的重点对象为:生活无着的伤残者和失业、下岗人员;难属中没有低保、医保的年老贫病者;农村或边远地区丧失谋生能力的孤寡老人;家庭无力负担教育费用的在学遗孤(特设专项的遗孤助学金);遭遇天灾人祸家庭陷于困境者。三是为死者寻求正义、为生者争取权利。这三项工作大都需要难属们亲身践行,并以一种水滴石穿、持之以恒的方式展开。一次探望、一句安慰,易;十年如一日地携手并肩、风雨同舟,难。多年来,丁子霖夫妇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叩开一扇扇的家门,将一笔笔的捐款亲自送到难属们手中。她们并不认为这是“千古之盛世,不朽之伟业”,她们的工作始终低调、扎实、谦卑。
     
   最为可贵的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它逐渐成为某些人攻击的原因,正如丁子霖女士所说:“‘天安门母亲’在以往的十九年岁月里,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那恐惧与绝望、流言与冷漠,也曾步步紧逼地向着她们袭来。”来自中共当局的谣言与压迫是理所当然的,那些辱骂丁子霖是“卖国贼”的骚扰电话,那些国保人员或彬彬有礼或穷凶极恶的“约谈”,已经成为丁子霖和蒋培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最为可悲的是另一种攻击和谣言,他们攻击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们为“软体动物”、“投降派”和“跪坐造反”,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道义”和“勇气”。然而,谣言与辱骂、背叛与冷漠,全都伤害不了这群母亲。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十九年漫长的时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这个以爱和公义联接的群体始终屹立不倒。因为以爱和公义为旨归的团体,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产生伟大的精神力量。
     
   在《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中,丁子霖详细描述了她是如何与一位又一位的难属联系上的,一丁点支离破碎的线索,如何牵引出一个血泪斑斑的家庭。那些长期在孤寂和压抑之中挣扎的难属们,一开始都对“六四”话题采取封闭和排斥的态度,不愿去回忆那失去亲人的时刻。但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共同的命运逐渐让他们心中的坚冰融化,逐渐让一个又一个的难属从苦难中抬起头来。这本书中,这样的细节让人痛彻心肺:丁子霖三赴天津,终于在一个村庄中找到了当年被杀害的天津师范大学学生李浩成的家人——“李浩成的母亲刘某某比我年长一岁,头发全白了,却思维并不迟钝。我俩的手紧紧拉着,彼此都没有言语,仿佛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这位老妈妈很坚强,眼眶里噙着的泪水始终没有掉下来,看得出她是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她一边给我们倒茶水,一边听我们说话,就像接待家里的亲戚一样。”当一个弱者与另一个弱者站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人便成了强者。
     
   这座流血的城市里有几个义人呢?上帝需要将他的标准降低到一个怎样的层次上,这座城市才不至于被毁灭呢?一个又一个白发的母亲和破碎的家庭,从黑暗中站了出来。“说,还是不说”,“低头,还是昂首”,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在这个以遗忘为生存或更好地生存的前提的时代里,《寻访六四受难者》绝对是一本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都仔细阅读的书,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如果不将这本书当作“屋角石”,那么所谓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只能是水月镜花。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任何人,如果他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任何人,如果他像我一样,活过了……战争只是由于偶然;任何人,如果他无法相信——由于他年轻——他不是一个巨大罪行的共犯: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有太多的死者在看着他。”是的,在北京这座城市,在中国这个国家,有太多死不瞑目的死者在注视着我们,甚至从坟墓中伸出手来抓住我们。如果我们辜负了他们,我们的命运不会比他们更好。那么,怎样才能让那些青春年少便离开我们的同胞瞑目呢?怎样才能安慰那些眼泪已经流干的母亲呢?从寻访到写作,从记忆到呼喊,从亲吻到拥抱,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行为,都是我们支持“天安门母亲”的方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二十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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