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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黄昏》(摘录)

   [这是一本“可以不认同其观点、但是不能漠视其存在”的书。]

   《中国:奇迹的黄昏》(摘录)

   袁剑

   在1992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旧的分配制度却以新的面貌开始加速运转。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而这种反改革的分配制度正是改革发誓要首先革除的。

   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

   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

   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千年开始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存量”改革中表现出了与他们的职能极不相称的“积极角色”,从房地产开发到国有资产改革,一个本应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场的官僚体系,却一跃变成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改革”动力。除了看得见的财政压力之外,看不见的应该是官僚体系巨大的利益冲动。中国官僚体系这个越来越反常举动表明,中国改革不是进入了什么“存量”阶段,而是进入了“瓜分阶段”。一个“新”的旧体制正静悄悄但却疯狂地运转着。然而,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25年改革未曾稍变。

   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

   就目前中国农民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现状看,中国农民的确没有理由惧怕国际竞争,因为他们的处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对入世之后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乐观预测才是正确的。很显然,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假设之上的:中国农民对恶劣的生存水平有着超强的承受能力。

   中国的今天的基层官僚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农民保护者的功能,走到这个谱系的另外一端,彻底蜕变成了“掠夺性经纪”。这种蜕变与中国官僚体系在1949年之后对基层更加成功的控制是一致的。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基层官僚更多的已经不是出自民间的乡绅,而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官僚体系的压力远比来自农民的大。

   中国官场中的升迁虽然标准十分模糊,但经济增长(实现这种增长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则是他们向上流动一个必不可少的硬指标。对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官僚体系,这个指标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各级官僚,这个指标则关乎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在短期内制造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对资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于是大肆借贷、摊派、竭泽而渔就成为中国官场中一种十分流行的取悦上级的手法。很显然,中国基层官僚许多荒谬的举止都来源于中国官僚体系给予他们的不当激励。而这种目标恰恰是中国官僚体系最高层以“国家建设”的名义逐级分解、传递下来的。

   中国改革的一个隐含逻辑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财富最大化所引发的自我激励虽然没有政绩激励那么具有合法性,但其激励强度并不亚于政绩激励。经过改革20多年的摸索,中国官僚甚至能够将这两种看似冲突的激励非常巧妙的融合起来,(例如,他们利用公共建设将个人财富和政绩最大化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官僚体系对时代精神的“适应”能力实在让人惊叹。不过,在这种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背后,则是官僚体系对民间财富的极大化抽取。

   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贱民,但如果超越这一底线,中国农民就会立即显示出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面目:暴民。

   2001年最后一天,江西万载县发生伤亡惨重的鞭炮爆炸。当有记者问道“为什么要从事如此危险的职业”时候,村民们的回答令人震惊而又悲凉:与其饿死,不如炸死!这个极端的案例说明,中国部分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间而已。对生存境况这种清醒而又绝望的自我意识,实际上证明,中国农民已经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发出了愤怒的质疑。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是“与其炸死,不如战死”。对当局者来说,这已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它强烈暗示,在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又一次被驱赶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会在我们这个让人眩晕的中产阶级时代幕后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吗?

   从1979年农村改革到90年代初期,农民向中国城市释放人口压力的过程是缓慢和有节制的。早期农村改革的奇迹让中国农民误以为,只要他们在自己狭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细作,增加单产,就可以继续保持他们温饱闲适的农耕生活。所以在这一时期,城市人们看到的农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类的“技术移民”。可以说,他们主要是受到比较利益的诱惑而主动进入城市的。但中国农村严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进的市场化逻辑,很快就显示出了其本来的狰狞面目。中国农民发现,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幸福时光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觉,继续留在土地上,可能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从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以势不可挡的主动姿态冲击城乡户籍界限,向城市移民的速度骤然加快。转折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农民工人数从前几年的低位突然爆增到4000万。这个数字在92年之后逐年膨胀,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达到8800万之多。与80年代的民工相比,现在这支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群落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因为他们是迫于生存压力而不是比较利益而离开土地的,他们是再也回不去的一群。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城市人。他们是没有过去的农村人。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这个在平常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底层阶级,一旦流动起来,就会立即凸现出它的威慑意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才是代表中国农民重构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于是,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中国农民工的问题。

   江苏省一位共产党的高级法官在总结她的一次调查时充满敌意的说,在她调查的地区中80%的犯罪纪录都与“外来人口”有关。她所指控的“外来人口”显然就是“农民工”。这部分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却是与另外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民在中国城市中所受到的无所不在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城市人口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更体现在行政当局的制度性排斥中。为了保护城市人口的就业,中国许多城市行政当局在90年代中期之后,制定了诸多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文件明确规定了“农民工”不能参与竞争的职业。虽然近几年来中国与“种族隔离”毫无二致的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但它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为更多新的隐性壁垒所抵消。

   中国的失业趋势以及第三产业的增长趋势(这是一个容纳就业最多的产业)都已经表明,中国城市的就业容量正在接近极限。在中国城市中的耳闻目睹可以部分证实这种理论上直觉。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中国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力量就将是无法抗拒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因素。

   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农村移民中,不会、不愿以及由于耕地太少无法务农者的比例高达70%。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是一群不工不农、不城不乡的边缘人,是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塔吊,正是这个阶级的尴尬处境的最佳隐喻。一旦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职业保障,他们就将变成中国历史上标准意义上的“流民”。所谓流民,即是指那些无法顺利出卖身体的人,而当身体都无法出卖的时候,身体就可能变成暴力的资本。看看中国那些争先恐后的卖血者,我们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工与流民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多么的接近。一场不起眼的经济停滞就可以促成这种身份的彻底转换。而在我们看来,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随时都可能发生这种停滞和衰退。

   在今天中国,所谓城乡壁垒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壁垒,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价,毫无着落的就业机会,远在天边的教育及医疗保障,不断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些已经悄然挖出的鸿沟像一道更加坚实的围墙将农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如此观之,一支历史上最大的流民队伍已经在当代中国昏睡的意识之外悄然成型。这支流民队伍的规模已经占到中国现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亿/4.5亿),而且有源源不断的候补人员。如此巨大的流民规模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支令人胆寒的摧毁力量。

   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而言,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都是以地缘的纽带小规模的聚集在一起,这种“共同体”给了他们相互帮助和相互救济的最后庇护。但谁也不能保证,如果情况长期得不到扭转,这些现在还在起到稳定作用的“共同体”会不会变成一个个小型的犯罪集团。发生在中国湖南省的张君案,就是这个可能发展的一个具体例证。

   有组织的犯罪已经是底层反抗比较高级的形式。由于有组织的,公开的政治反抗行动风险巨大,底层社会对秩序的反抗一般会采取风险较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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