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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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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顧問在奠邊府 ( 1950—1953 )
·引向日內瓦之路
·日內瓦會議之演變
·印度支那戰爭大事記 ( 1946 – 1954 )
·美國對印度支那戰爭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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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邊府戰役以及其他視頻選輯
·讀《1946年之越南:戰爭是如何開始的》
·關於《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史實》所引起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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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印度支那戰爭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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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TUDE DES ÉTATS-UNIS À L’ÉGARD DE LA GUERRE D’INDOCHINE

作者﹕查理斯-古根 ( Charles Cogan )

譯者﹕嶺南遺民

***

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 美國與越盟的接觸

   1997年美國紐約曾舉行一次題為 « 美越關係的基礎 --- 1945年錯失之機遇 »( Les Fondations des relations américano-vietnamiennes : l’occation manquée de 1945 ) 的研討會。美越兩國的大學數位學者和幾位前美國戰略服務局 (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簡稱 O.S.S.)和越盟 ( Viêt Minh )的成員亦出席了該會。研討會分為兩期進行。第一期兩年前在越南舉行﹔今次會上放映了電影 « 山姆大叔與胡伯伯 »( L’Oncle Sam et l’oncle Hô )。影片的主題敘述美國戰略服務局對越盟根據地提供幫助﹐美越( 盟 )雙方在外交、商業和文化上的合作。此重大的美越關係事件不應被埋沒在歷史的遺忘中。在研討會上有人曾寫道﹕“美國戰略服務局為首個對越盟提供武器和訓練援助的外國機構﹔ OSS成員為1945年河內對法國宣佈獨立時之見證者﹔他們對創造美越友好關係作出了貢獻﹔後來﹐ 杜魯門 ( Trumen ) 政府忽視了OSS成員根據胡志明之意願 --- 建立真正的民族主義運動 --- 所提出的建議﹐反而支持了法殖民主義者在印度支那之重建。”

   美國記者尼勒-師韓( Neil Sheehan )在其著名的越戰書籍 « 光耀鋒芒之謊言 »( A Bright Shining Lie ) 中亦曾提及到上述“第一次外援”的字句﹕“最初﹐OSS成員的訓練團跳傘進入處於紅河三角洲北部叢林中胡志明的大本營並且向越盟提供了上千支卡賓槍、衝鋒槍和其他武器。” ( 注1 )

   事實上﹐美國戰略服務局的幾位成員曾出現於河內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國宣佈成立之時。哈利斯-史密 ( Harris Smith ) 曾復述該場面如下﹕“在河內慶祝獨立之日(1945年9月2日) ﹐ 美國飛機在城市上空飛行﹐ 美國軍官們在武元甲和其他領導人的身邊出現並祝賀他們﹐ 同時越南樂隊演奏了美國國歌。武說及越美之‘特殊友好關係’。” ( 注2 )

   然而﹐人們難以想象OSS和胡志明可以共同為越南找到一個政治的解決方法 ﹐ 因為法國殖民主義者在該時期堵塞了任何妥協的可能性 --- 一個重大又應銘記之事實。 二十多年後﹐ 戴高樂 ( de Gaulle ) 將軍亦於1966年2月8日致胡志明之信函中使用了類似上述史密先生於紐約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語調﹕“主席先生﹐ 您不會懷疑法國人對法國在越南所上演的悲劇的警覺和同情心﹐ 並且請相信在世界大戰結束後﹐此為越南人和法國人互相理解的最佳時刻﹐它可以阻止毀滅貴國之殘暴事件的發生。”( 注3 )

   1969年3月初美國新總統尼克松 ( Richard Nixon ) 訪巴黎時與法國總統會談﹐在談及越南時戴高樂直接地指出﹕“我們曾太遲讓他們人民自我解決問題而共產黨反對我們﹐取得了獨立的勝利﹐而現在卻反抗您們。” ( 注4 )

羅斯福之反殖民主義政策

   人們記得﹐ 在外交上﹐ 自1942年底北非事件後﹐ 法克林-羅斯福 ( Franklin Roosevelt ) 改變了對法蘭西帝國的政策﹐ 可能或至少部分因其本人對戴高樂將軍存有近似病態的反感。實質上﹐ 美國總統曾至少四次否認美國高級官員拒絕對維奇 ( Vichy, 法國中部城市。二次大戰德佔期間﹐從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 維奇為親德法蘭西政府的首府。譯者注 ) 派來的多位人員就尋求美國對法蘭西帝國在印度支那重立政權的支持。例如﹐ 羅斯福在由美駐維奇政府大使羅伯特-姆菲 ( Robert Murphy )先生轉致亨利-奇絡 ( Henri Giraud )將軍之信函中表示﹐ 美國總統支持“法國對其全部領土﹐包括本土和殖民地地區重建主權﹐正如1939年前法蘭西國旗在其領土地區上飄揚。” ( 注5 )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之前﹐ 羅斯福總統曾樂意地就印度支那前途在發生1941年12月珍珠港襲擊事件之前對日本人說過﹐印度支那應如瑞士那樣得到中立。( 注6 ) 美國總統斷言願見到印度支那從日本軍人手中得到解放 ( 日本於1945年3月9至13日全面控制了印度支那地區 ) ﹐不可讓法國在該地重建政權。 事實上﹐“印度支那是首列於 ( 羅斯福並不希望法國 ) 重立政權的殖民地名冊上。” ( 注7 ) 他選擇印度支那作為聯合國托管地 ( trusteeship )﹐ 而隨後不久就可獲完全獨立。正如 « 五角大樓文件 »( Les Pentagon Papers ) 的眾位作者指出﹐ 羅斯福總統“本人極力揚言和贊許印度支那的獨立。他把印度支那視為殖民主義要付出昂貴代價的明證﹐ 他希望印度支那由聯合國托管﹐不是法國人重返統治。” ( 注8 )

   1944年8月﹐ 當羅斯福總統獲悉一支法國軍隊抵達錫蘭 ( Ceylan﹐即現今斯裡蘭卡。譯者注 ) 的堪地 ( Kandy ) 並將要前往東南亞執行任務之後他便發怒。在給予其軍事顧問李喜 ( Leachy )上將的信中﹐他明顯指出﹐“ …… 我要清晰地說明﹐ 不會同意法國在東南亞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此外﹐ 我明確指出關於印度支那前途﹐ 我們政府還沒作出最後的決定。而且﹐ 在處理東南亞前途問題上﹐我們仍先需要參考之意見。” ( 注9 ) 可是﹐ 戰爭結束後﹐ 美國總統改變了主意。他堅持由聯合國安理會管理托管地﹐意為若果安理會中某一永久會員國反對創立托管地﹐該問題便落空了。 顯然印度支那前途再次被決定於法國的能力上。如此﹐ 羅斯福決定向法國提供援手﹐ 驅趕日本出印度支那﹐ 只要不阻礙反攻日本的最後行動。 ( « 本島 »( Home Islands ) ( 注10 )

   1945-1946年初始﹐ 美國對印度支那形勢持著矛盾的心態﹐ 但不至於把問題搞到混淆不清。美國態度的改變是乎於該地區戰爭最後演變之狀況而定。當美國與其同盟英國完全控制了戰爭的形勢﹐ 就是說在1944年秋﹐形勢明顯顯示出德國在法國的失敗和美軍登陸了菲律賓﹐但人們可發覺同盟國在東南亞仍處於弱勢。英美聯軍還沒抵達該地區﹔中國軍事力量還沒有加強在中國與印度支那之間戰線上之活動﹔由於法國當地殖民政府於1945年3月被日軍推翻和發生維奇政府信心危機的問題﹐再加上法國國內各派系﹐尤其是戴高樂派 ( Gaullistes ) 和皮典派 ( Pétainistes )﹐ 還有奇絡派 ( Giraudistes ) 之間之爭執﹐ 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力量仍然十分哀弱。正如勒克樂( Leclerc ) 大將在呈交戴高樂將軍1945年10月13日的報告中寫道﹕“為何在印度支那之困境如此深刻、嚴重和普遍呢 ? 因為法國曾經和仍然認為自己在1940年5月和1945年3月之時為戰勝者。” ( 注11 )

   在此況下﹐人們並不驚訝看到美國仍然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對日本展開的軍事行動。他們以昆明為基地﹐ 支持在印度支那胡志明的越盟。顯然﹐ 越盟是印度支那共產黨指導下的一個越南民族主義者之聯盟組織。固然越盟視法國人和日本人同為敵人。

   與越盟接觸的美國秘密服務局 ( OSS ) 為美國於亞洲各地普遍存在之主要組織。在越盟方面﹐ 胡志明和武元甲為OSS重要的對手和接觸人物。值得提出的是﹐ 胡曾有一次非重要的與美國戰爭資訊局 (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 接觸。 OSS的主管維廉-杜諾萬 ( William Donovan ) 大將與羅斯福總統保持經常或密切的聯繫。杜諾萬為一次世界大戰英雄、榮獲國會最高勛章﹐ 獲受美國高級官員們敬重並在華活動的OSS任要職。那時﹐ OSS隸屬聯合參謀部委員會領導﹐ 各部之間的情報員和軍事人員緊密合作。在1944-1945年OSS與越盟各次短暫接觸期間﹐ 華盛頓發出了一系列既矛盾但只勉強可行的指示﹐但美國高級官員努力執行與羅斯福經已轉向的政策保持一致。 OSS 被指示集合各式各樣的秘密活動人士﹐ 利用“任何一個印度支那的抵抗組織”。( 注12 ) 這些組織之成員在越南本土上使用收音機收聽和收集日軍活動的情報﹐協助營救同盟軍飛行員﹐毀壞日軍營地等等。但是﹐此活動不包括政治方面﹕他們不應卷入法越之間之爭執。顯然美國對越盟提供援助﹐不管如何﹐仍然會捲入法越的爭執並令到法國人難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應該協助法國重返印度支那的全部美援被停止了。例如﹐不準美國軍船使用運載法軍前往東南亞。

   羅斯福逝世前之不久﹐主管中國戰區軍事行動的艾博-維德梅耶 ( Abert Wedemeyer ) 在1945年3月18日的一封電訊中宣佈羅斯福政府之“新態度”﹕ 規定可在印度支那進行空中軍援的活動﹐只要不阻礙經已存有的其他行動。( 注13 ) 顯然電文允許對法國提供軍事活動。人們可把它視為羅斯福對法國和印度支那最後轉變之“新態度”。根據尼勒-師韓﹐“ 1945年1月5日﹐ ( 羅斯福 ) 對英駐華盛頓大使哈里伐勳爵 ( Lord Halifax ) 表示﹐ 他不反對英國協助法國重返印度支那﹐ 只要其本人不公開贊成法國之重返。一個月之後﹐ 他在雅爾塔 ( Yalta ) 更邁出了一步﹐ 接受由國家部門提議公開政府的政策﹕贊成法國重返印度支那和建立政權。” ( 注14 )

   專管OSS成員在印度支那活動的是一位名字富有圖像色彩的阿志米德斯-帕迪 ( Archimedes Patti ) 的人物。此位現代創造者亦可以大聲呼叫“ Eurêka ! ” ( 希臘文 : ηὕρηκα ou εὕρηκα : 我找到了。源自古希臘學者阿志米德 ( Archimede ) 當他把兩物體密度作比較所看到其結果時發出之呼詞。譯者注 )﹐因為其人“發現”了胡志明。若OSS成員們只是美軍中僅有的人允許進入越南領土進行反日活動﹐ 尤其是營救美國飛行員的活動﹐ 那麼人們毫不驚訝地發覺OSS成員們對胡志明與其軍事助手武元甲、其忠誠的小隊伍有所好感。以下所節錄的1945年7月20日由杜馬斯 ( A.K.Thomas ) 從越南寄出之信函中的一段文字便是明證﹕

   “ 第一個事實﹕ 在朴色 ( Poseh ) 的全體法國人和越南人都該離開﹐ 否則我們就離去。在此的越盟力量極強﹐而且若沒有他們﹐我們就不能工作。他們的反法鬥爭留下一段段長篇的痛苦故事 …… 他們的主席﹐ 胡先生曾見到其妻兒們在他們灼燒焦土中( 被法國人 ) 殺害 …… 越盟是於1940年早已存在並是由各黨派組成的組織﹐ 擁有眾多的跟隨者﹐僅東京就至少有三千名武裝人員。他們熱愛自由和獨立。他們並非為共產黨人﹐ 而且並非受共產黨控制和指導。” ( 注15 )

   然而﹐事實上胡志明曾於蘇聯渡過諸多年以及為法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亦是二次大戰前負責共產國際亞洲事務有十五年之黨員。( 注16 ) 1945年9月底﹐杜魯門總統決定解散由杜諾萬將軍為首的OSS﹐ 召喚帕迪上校返美。戰爭結束﹐ OSS與越盟之聯繫便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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