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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


   简评“《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
   安乐业
   前言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共国新办”)发表了所谓“《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笔者作为第一次提出“西藏完全可以设立为‘文化特别行政区’”(大家参阅发表于《新世纪网》2004.9.2 03:02;http://www.ncn.org拙作“西藏文化及其现状”)的角度,抱着极大的希望此白皮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于2000年6月“中共国新办”颁布的所谓“《西藏文化发展》白皮书”重述了一遍。也许,这与纳粹主义的思路有关,即“一个谎言说了一百遍并能成为真理”。因此,笔者也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再次评析,重述一遍拙作“西藏文化及其现状”中的部分内容就足足有余了。
   一、藏语文步入装饰化的处境
   
   人们所熟悉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又第12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1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3〕还所谓西藏自治区先后1987年和1988年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和其它各藏区自治州的《自治条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同时,西藏拉萨为主的部分城镇内行人能够看到"机关、厂矿、学校、车站、机场、商店、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的门牌以及公章、证件、表格、信笺、稿纸、标示、标牌和街道名称、交通路标均使用藏中两种语文。"〔4〕藏语文作为藏学或西藏文明传承,发扬和发展的载体,这些显像是否属于"维护和保障藏人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的范畴?比如笔者曾经工作过的青海省为例,各县各州(不包括海东地区)设有藏语办公室,每个办公室不超过7、8个人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以上门牌和名称从中文翻译成藏文以及装饰,必须传达到农牧基层不可的文件翻译等。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其它地区的藏语状况也就八九不离开十。
   从"维护和保障藏人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角度看,这不是"学习"或"使用"和"发展",为了应付某种压力而采取的1种"装饰化"的表演。如同1993年江泽民在视察所谓青海省海南州的时候,"青海糊"边时任海南州委书记东朱嘉一起穿藏袍照相一样,只能说江先生把当时藏人给了点面子。谁都知道,"给面子"不是学习,也非使用或发展,只不过是1种修饰或装饰藏、中关系的假象。其目的在于往外表演"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游戏。
   按理说没有必要各地设立藏语办公室,因为,既然藏人必懂"双语"(即藏语和中文)不可的前提下,西藏各地工作的中国人应当懂得"双语",才能说得上已进入了"学习"或"使用"当地民族语言的层面,不过"发展"还要看如此使用的情况。当然,笔者不反对"双语"或"多语",但必须要1个同等的地位或使用的空间。现在西藏各地除了藏医院开单子和部分法院应用双语下发起诉与判决书外,那个在藏的医院在使用"双语"?那个在藏的国营银行或企实业单位和商业、税务、兽医,行政单位在使用"双语"?那个在藏的单位每年一度的总结大会上使用"双语"开会?"双语政策"只落实到藏人社会不落实到在藏中国人社会的情况下,藏语在西藏本地能够发展或延续多长呢?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藏语(翻译出来的课本)的前途或社会上能够做些什幺?
   诚然,从50年代开始,办起《西藏日报》和《青海藏文报》,尤其是最近几年陆续出台了 ,"西藏卫视"(全天)和"青海卫视"(两个小时)等藏语频道,还有一些藏文杂志和小报。这里不谈论宣传等手段意义上的需要和战术,只看看西藏各地的文盲情况就知道装饰层面上的内涵。如,所谓玉树藏族自治州、果络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阿巴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德钦藏族自治州等7个自治州内"于1992年适龄儿童达1,030,511,其中失学者达680,000,占全部(7个州)儿童的67%,占上小学的340,000儿童的33%。"〔5〕当时轮转到2000年,所谓西藏自治区官方文件显示"全区文盲达32.5%"〔6〕,实际文盲率官方文件中都不下于42%左右,以下有专论而在此不在赘述。如此高文盲率的地区,怎幺阅读或享受以上杂志,报纸和频道呢?难道这也是"维护和保障藏人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吗?假如现在藏文信息化走向世界又有西藏各地文盲有何意义和帮助?
   二、进入流逝和篡改中的文化遺產
   
   西藏而言,正如"每个寺院、宫殿、官府和家庭拥有文物的多少、文物的珍贵程度是衡量该寺院,家庭富有程度的标准之一"〔7〕,西藏文物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古文化遗址"(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古墓群"(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岩画,石窝和石碑"(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石刻文化"(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和"陶器文物"(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如此丰富的文物布满西藏各地的前提下,怎幺能说旧西藏的文物保护几乎是空白呢?
   其实,"公元1956至1959年间的民主改革和四反运动(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中,部分文物被毁。公元1966至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藏区95%以上的寺院、印经院、宫殿和其它古迹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文物,是当时有心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密藏下来的幸存物。就连国家下令列入保护的文物古迹也遭到局部破坏。……自1959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至今(指2001年8月──笔者注),藏族许多珍贵文物流向国外。"〔8〕
   西藏典籍也可以包括为伏藏文献(苯教和佛教),历史文献(主要指敦煌吐蕃历史和手抄历史),群雄各据时期以后的文献(历史传记、史书、佛教史、文集、'甘珠尔'即佛陀语,'丹珠尔;即佛陀语的注释,),辞书文献(吐蕃统一时期的《翻译名义大全》和《声明要领二卷》,当时不仅属于世界领先的辞书,现在同样有一点的参考价值和可读性。还帕主贡玛时期直至以后撰写的辞书。)、石刻文献、口传文献等等。
   同样公元1956至1959年间的民主改革和四反运动,公元1959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制度),公元1966至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受到了95%以上的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比如,几乎西北、西南地区的所有鞋掌应用经书制造的,还应用石刻文献铺路以及垫铺墙根。最明显的一例是现在从所谓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至乌兰县之间的公路上可以辨析应用石刻文献(经文)铺路的现实。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当局采取了抢救文物和典籍的措施,但是,抢救率不足破坏率的一半。除了个别宫殿或寺院(如布达拉宫和其它几个寺庙)外,为抢救文物和典籍而投入的人力财力方面,老百姓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地方当局。在笔者家乡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所谓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所有寺院已经趋于毁灭,除个别寺院地方当局90年代拉过电以外,全部当地老百姓出钱修建起来的。如有兴趣的读者,就请参考曾瓣禅仁波切撰写,并且,提交毛泽东的《七万言上书》,让你可以耳目一新。
   至于考古挖掘方面,最近几年取得了一些进展,又进展中掺杂的水份相当严重。如阿里地区发现的岩画文字(内容为医学)为代表的远古文物推断的年代有很大的出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家单方面推断为至少4千多年的假设。为什幺西藏出土的重要文物不能与外国专家一起推断年代?手掌是否曾堵住过阳光?另外,连中文旧史所记载的"钦差大臣"明目张胆地更改为"住藏大臣"或"办事大臣"的前提下,谁敢说所整理出来的有限的藏文典籍或其它典籍中没有掺入水份?藏人或忠于事实的有识之士而言,这样抢救出来的典籍有何价值?
   三、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自由只得到口头尊重和保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又第36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9〕。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当局不顾以上规定,又分为什幺'正常宗教活动'和'不正常宗教活动'两大类型。
   与此同时,传统节日中又分为被禁止的一类和公开活动的一类。既然"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和"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那幺,怎幺能够地方当局受制种种限制呢?西藏文化不反对"改革"或"变化",如同其核心的"生死轮回"理论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坚决反对任何有目的的强行"改革"或瓦解信仰体系和风俗习惯的渐进式利诱引导下产生的"变化"。因为,那个根本谈不上藏人集体自愿或者随着自动改变而产生的结果,又不符合内在自然规律。
   有的人认为人可以改变自然,其实人改变的外在自然而非内在意义上的自然规律。比如,生老病死,阴阳交错等无法彻底改变的铁规律。至于所谓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以及僧尼46,000多人而言,的确是个较大的数字,这个是否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当局对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据媒体透露:"西藏自治区的共产党员人数多达120,000"〔10〕,可想而知各个单位或场所分布于从区到村以下,如果按每20人1个场所计算,全区共产党员的单位和活动场所也不下于6,050多座。从这个层面去思考,就不难看出党员和单位或活动场所之数基本上3倍地大于僧尼和寺庙之数,这个事实足够地戳穿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佳话。其它所谓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之类的处境也就不难略知一二。
   如西藏历史上的转世灵童之最噶玛巴(中文称大宝法王)和从5世达赖喇嘛执政以来分布西藏各地政教并用的6大寺院之一青海塔尔寺堪布兼寺主阿嘉仁波切选择流亡事件更加清晰地人们的眼前展示了只有口头而无实质意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画面。另外,目前还未能名誉校长(即瓣禅喇嘛,系笔者母校的名誉校长)转世灵童和恰扎仁波切(扎什伦布寺民管会主任兼寻访10世瓣禅转世灵童小组组长)脱逃软禁的命运,从1987年开始被勒令停止的每年1度的拉萨传昭大法会等事件公开而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严重事例。尤其是今年三月以来的西藏危机中失踪的僧人,俗人以及藏人所遭受的灾难,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再好不过的活例。笔者看来,如此残酷的现实清楚地摆到人们面前的今天,只看外在的摆设而不瞧内部运行的观光或考察,就显得属于多此一举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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