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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政治如何可能?

道德的政治如何可能?--------兼驳《张柏涛:道德启蒙如何可能?》一近两年来,我在思想启蒙的基础上“推出”道德启蒙论,认为当今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大文化人应该同时在思想上、道德上肩负双重的启蒙建设之任。如果说民主启蒙是关于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道德启蒙(良知启蒙)则是关于道德之“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道德重在实践----内在实有所得、外在实有践履,重在以身作则地身教,但也不排斥真言实语的言传)。

   尽管对道德的理解认证有所不同,自孔、释、老以来,历代儒佛道三家的大师大德的言论著作,多数都属于道德启蒙。唯儒家特别是东海儒家对道德的理解有所不同,故儒家道德启蒙的内容、范畴及方向有其殊异之处。例如,儒家的道德启蒙,涵摄了思想启蒙并伴随着制度文明的追求----这一点尤是东海儒家道德启蒙的重要特征。

   儒家道德不是空洞的,它必须落实和体现于“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即人生社会政治教育科学等各种实践之中。而政治道德乃儒家道德外王方面的核心。政治道德必然追寻并体现为道德政治。东海儒家追求的王道政治,是必须建基于民主之上的。因为,在现代社会,到目前为止,唯有民主政治才符合政治道德的道德政治。

   在东海大良知学中,道德启蒙不仅应该支持、而且本身就应包括和涵摄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的启蒙。道德启蒙与民主启蒙没有什么先后之分,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二友人告知,张柏涛《道德启蒙如何可能?》(《自由圣火》首发)一文对道德启蒙论提出质疑和批评。浏览一过,略挑数言予以批驳。

   张柏涛曰:“在先于民主制度下的道德启蒙需要有圣人。圣人出,然后以道德教化,才能谈的上道德启蒙。”对道德启蒙者的“道德资格”要求高过头了。

   确实,象民主人士本身应该具备一定民主素养一样,道德启蒙者也应有相应的道德素养,对于所“言传”的道德,应有比较真实的觉悟和相当切实的践履,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认识道德的真相、领悟的奥秘,其言说必然缺乏基本说服力。

   但是不一定非圣人不可,更不是只有十全十美的完人才有资格开展道德启蒙。道德启蒙者的主要工作或任务是将道德的真相、道德的奥义传达出来。真诚是道德大厦的基础。真诚,就具有了道德启蒙者的基本素质。道德实践是每个个体生命自己的事,任何外人包括道德启蒙者无法取而替之。

   另复须知:圣人不是超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人人平等,没有超人”,对,但不是人人平等,没有圣人。圣人在本质、本性上与所有人类无异,只不过一般人本性不明,圣人则是能自识良知本性并将之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人。圣人是真正的富有利他精神、热衷制度改良的儒之大者、仁之大者。

   三张柏涛指出,“在民主制度下不需要道德圣人垂范天下、教化众生,民主制度本身即具有教化和教育的作用。”此言似是而非,其错有二。

   一“民主制度本身即具有教化和教育的作用。”但民主制度与道德教化并非一回事。民主制度的教化和教育的作用不能完全取代道德的教化和教育的作用,不能完取代道德良知的启蒙。在民主制度下,虽然需要道德教化。

   二、民主自由队伍自身离不开必要的道德建设----并非空城喊几句民主自由口号,民主就从天而降了。张柏涛问:道德启蒙如何可能?我倒要反问,体制内外、社会民众、知识分子乃至民主人士缺乏基本的道德根基,民主的建设、道德的政治如何可能?

   真正民主的人士,不一定是道德圣人,但必是具有相当道德内力、人格比较健全的人(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如体制内有类似华盛顿或不丹国王一般的人物出现,那是民众之幸、民族之幸。)

   张柏涛提醒:“道德启蒙不能先于自由、民主等制度建设。”似乎道德启蒙抢了“自由、民主制度等建设”的道似的。实则相反,是自由、民主制度等建设离不开道德的启蒙、道德的力量。如果说:道德启蒙不能取代民主启蒙、道德启蒙不能自外于自由、民主等制度建设,那就对了。

   论及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张柏涛说“他们自身的生活和行为也一再证实,他们的道德水准并不比当时的人高多少。” 我从为这样的论断有些粗暴。道德有大德、小节之不同。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的生活和行为方面或许并不比当时的人高多少,但作为思想启蒙的巨匠,其大德方面自有可观可敬、高于时人之处。

   四另外,将伪道德当作道德,将伪圣人当作圣人,认为“由圣人和凡夫走卒组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等,都是《道德启蒙如何可能?》作者的认识误区。张文混乱颠倒、似是而非之处甚夥,兹恕不一一。不过张文中有一段介绍倒不错:

   “启蒙最初被提出时即是光明的意思。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

   然复须知,不仅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理性之光,道德良知更是基础性、根本性、“原则性”的理性之光,是反对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的内在力量。启蒙乃是“自由、民主之下的光明”,更是道德良知的光明。自由、平等和民主则是道德良知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作用和体现。

   “道德启蒙乃是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之下的道德教育。”此言没什么错,但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启蒙应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民主教育。对于一个社会,道德与制度,乃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而且比较而言,道德更为根本,制度的设置必须遵循道德的基本原则,不能违仁悖义。2008-9-10东海老人

   附张柏涛:道德启蒙如何可能?提到“启蒙”,人们就会想到十八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并进而联想到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到“启蒙”,人们就会想到思想、想到制度 ,然而最近有人提出道德启蒙这样一个话题来,并且认为道德启蒙应先于民主启蒙。面对今日中国人们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物欲横流、金钱崇拜,只要是一个良心尚未泯灭的中国人都会对道德启蒙的提出表示认同。而且道德启蒙先于民主启蒙可以回避很多矛盾,在不触及当政者利益的前提下,先从柔性的道德启蒙入手确实是一条不错的路径选择。但是,再深入思考一下,问题就出来了。 首先由谁来启蒙,或曰道德启蒙的主体是谁?思想启蒙的主体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如十八世界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他们是思想启蒙的巨匠,但却绝不是道德启蒙的主体,他们自身的生活和行为也一再证实,他们的道德水准并不比当时的人高多少。 显然,在先于民主制度下的道德启蒙需要有圣人。圣人出,然后以道德教化,才能谈的上道德启蒙。然而谁是圣人呢?秦始皇以后,圣王合一,即王就是圣人,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道德上的最高垂范者,所以又称皇帝为圣上。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然而他们毕竟不是圣人,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必然意味着道德高超,很多情况下甚至恰好相反:越是小人,越是道德卑劣的人越易于在政治决斗中获胜,一旦成为最高统治便粉饰一番,串改自己的历史或加上一些神秘色彩。这样的圣人实质是伪圣人,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在伪圣人的教导下逐渐具有了虚伪的人格特征。所以当你看到中共官场里的虚伪时,就应该想一想,其实这不完全是中共的错,中国的传统即是如此。只不过中共的虚伪较之古代传统的虚伪,更是登峰造极。古代的“圣人”尚有认罪悔过的时候,而中共连这一点都没有,虚伪到极处、将错误讲成功劳,将灾难粉饰成太平。 其次,一个由圣人和凡夫走卒组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等级社会,而且这种由先验性的道德因素决定的等级较之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等级要更加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样的等级社会也不可能与自由、民主等现代化社会的潮流相切合。一旦脱离了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所谓的道德启蒙往往会被集权专制政权所利用,从而助纣为虐,充当起了集权专制政权的教化工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应该是中共内部较早地为集权专制进行“道德启蒙”的教化工具了。在该书中,刘少奇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偷换成了对马克思、列宁其人的信仰,即将马克思和列宁确立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中的道德圣人。顺理成章,在中国的道德圣人自然就是毛泽东了。因此毛泽东除了担当一个统治者的角色外,还被贴上了道德圣人的标签,成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大公无私、勇敢、正直等等道德要求的最高标准。中共建政后所推行的教化政策也正是领袖圣人崇拜的扩大化。刘少奇在这一进程中功不可没,也正因此才被加官进爵,直至最高领袖的接班人地位。 为集权专制政权利用、充当教化工具的所谓道德启蒙(在中共话语中叫思想道德教育)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种启蒙了。因为启蒙最初被提出时即是“光明”的意思。 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他们著书立说,激励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这就是“启蒙运动”。可见启蒙乃是自由、民主之下的光明,道德启蒙乃是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之下的道德教育。道德启蒙不能先于自由、民主等制度建设。 在民主制度下不需要道德圣人垂范天下、教化众生,民主制度本身即具有教化和教育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胡适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做了相当明确的说明。胡适于1923年11月17日为留美政治学博士张慰慈《政治概论》所写的序言,其中写道:“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的多。”“固然‘徒法不足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实在是好人澄清恶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运用玄虚;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监督与执行,终久可以使奸人无所施其伎俩。” 以民主制度代替道德圣人进行道德启蒙,其预设前提是:人人平等,没有超人(圣人)。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任何人都承受不了圣人之称。返观历史,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道德启蒙与思想革命的根本失败,就在于启蒙者自己完全做不到以身作则的率先垂范。把所谓的“伦理的觉悟”绝对化为凌驾于“政治的觉悟”之上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陈独秀,一边充当以德治校、为人师范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边到八大胡同的妓院里面与自己的学生争风吃醋,从而直接导致《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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