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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杂 感 之 三

   
    原本想把这篇文章取名为《禁书和文字狱的“三天”——“前天-昨天-今天”》,但既然“读书杂感”已经写动了头,也只能萧规曹随,按照一二三四的排列……就叫“读书杂感之三吧”。
    顷读《黄裳书话》中的“谈禁书”一文,其中提到前人的一句诗,“雪夜锁门读禁书”。好句子,此诗的作者一定有在恐怖制度下生活的体会,你想,下雪天躲在家里读禁书,还要锁住门,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世道,至少也是一个特务横行,或者邻居告密,甚至是亲友出卖的类文革时代。
   这种生活我是有体验的,那是一九七三年的雪夜,我从文学爱好的朋友处,借到一本禁书《第二次握手》,这是用圆珠笔抄在信纸上的手抄本,由于翻阅的人多,信纸的角端已经卷曲了,我不知道这抄本的主人是谁,反正说定,每人在手里只能逗留十二个小时,看完就交给下一个人,犹如今天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两班轮流倒,人休车不停。轮到我正好是晚上,必须在明天中午前阅完,交给下一个读者。
   回到家,我锁上门,脸不洗,脚不汰,钻进被子,在幽暗的灯光下一口气读完了这一厚叠信纸,第二天准时交到下一位读者手里。

   现在回忆,“雪夜锁门读禁书”的滋味是既惊喜又恐惧的,犹如青春时代的偷情,实在妙不可言,有这种享受,这真要感激“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割文化命”,现在的青年是没有这种“福分”的。
   黄裳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帝。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
   我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毕竟是在小范围进行的,没有搞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再则那时的通讯落后,人心也没有文革时那么险恶,所以推波助澜者有限,杀伤力也不大。
   但到了清朝就不同了,满人知道,要统治汉人首先要利用汉人知识分子,但汉人知识分子“非我族类,其心必殊” ,又不可不防,于是采取了“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意思是,既要你按照主子的脸色行事,又不许你越雷池一步,最后还要改造你。我怀疑日后毛泽东对资本家的改造政策,就是学习乾隆老子的。
   康雍两朝是以禁书和文字狱是出名的,
   雍正时,有人揭发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文集内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被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于是照大不敬律斩立决,成了刀下鬼。
   《清稗类钞》记载,有名鼎丰者,与弟鼎贲小饮,干杯后鼎丰把酒杯翻转,见杯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随口吟道:“大明天下今重见”,其弟鼎贲接口:“且把壶儿搁一边”。经人告发,被雍正知道,认为“壶”、“胡”同音,“壶儿”就是“胡儿”,兄弟俩也因此双双了掉头。
   雍正时还有个叫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他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摘录了《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的命题,叫“维民所止”,不料被人告发,借出的题名义,影射雍正,“维”字,乃“雍”字无头;“止”字,乃“贞”字去脚”,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问罪。结果,查氏瘐死狱中,最后被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下场极其悲惨。
   清朝到了乾隆当权,就比较开明了。他想到“禁”不如“修”,搜罗汉人知识份子来修《四库全书》,凡对大清不敬的“反动书籍”进行篡改增删,然后收到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去。乾隆这一招果然灵验,天下的读书人,忘却了当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耻辱,纷纷归顺到乾隆的旗帜下,争着做官来了。
   按照我对禁书和文字狱断代划分,自秦到清的阶段,只能算作是“前天”。
   最严厉和大规模的禁书和文字狱,应该是“昨天”——“文化大革命”。
   文革后期,胡耀邦复出时,北京某权威出版社,出过一本叫《春风化雨》的书,上下两大册,全是记录文革冤案的。记得其中有一则“黑色幽默真事”:有一个工人,在他住宅的东面有一个大烟囱,每刮东风,烟雾呛人,他对人说:“如果刮西风就好了”。不料毛泽东有句“最高指示”,叫“东风压到西风”。在无限上纲的年代里,那位工人的话,被指作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获反革命罪,饱受缧绁之苦,幸亏胡耀邦上台,解其倒悬。
   文革狂热时期,“真正的英雄”们,把毛泽东比作“太阳”,犹如今天令人切齿的邻国金家小子一样,也自称“太阳”。有位天文所的研究人员,因为说了“太阳也有黑子” 而被打成反革命……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诉不胜诉,真是荒谬绝伦。该书还有一大半是写文字狱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书出版不久,就遇上邓小平对文革作出“宜粗不宜细”、“向前看”的指示,因此也成了禁书,不复再见了。
   回忆文革初期,可阅读的文艺书,除了《欧阳海之歌》和《金光大道》之外,想不起有其他书籍,什么世界名著,古典小说,一概被禁,此文开场时说的“雪夜锁门读禁书”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里;到了中期,毛泽东突然提倡大家看《红楼梦》,但是当时出版的《红楼梦》是限制购买的,并且在扉页上印上“最高指示”,“前言”和“后记”中均有官方文章,指导如何阅读。到了文革后期,随着毛泽东“帕金森氏综合症“的病情加重,突然为晁盖打抱不平,发起“批判《水浒》”的政治运动来,全国读者却因祸得福,借此可读到《水浒传》小说。
   文革啊文革,那场刻骨铭心的劫难,竟然被许多人忘记了,而且忘得那么彻底。被奉作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的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试问那些为了眼前利益,而忘却那段痛史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你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面对往事,你们情有何堪,义又何堪。
   按照我的禁书和文字狱断代划分,文革阶段,只能算作是“昨天”。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前天”和“昨天”的丑恶现象,今天仍然继续着,而且令人惊讶地继续着。
   二零零七年前后,继颇受读者欢迎的《往事并不如烟》被禁之后,《伶人往事》又被禁了,气得作者张诒和女士,要和一九七六年入党的国家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对簿公堂,后来香港《南华早报》又报道,遭禁的作品除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外,还有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的中国历史的《沧桑》(作者晓剑);有关民权活动人士姚立法经历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作者朱凌);讲述解放战争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回顾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年代怀旧丛书》(编者旷晨);讲述非典疫情期间一名女子因钟情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的情人的《如焉》(作者胡发云);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作者朱华祥)……所有被禁的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的反思。这一禁令,似乎表明中国当局在控制知识份子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前几天我惊讶地听说,叶永烈的《真实的朝鲜》最近又被禁了。我了解叶永烈,他是一个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钢丝上移走的作家。自他写纪实文学以来,采访严谨,逻辑严密,语气中肯,文章中鲜有比喻和形容,可谓董狐之笔,令人信服。我确信他写的《真实的朝鲜》是真实的。如果连这样的书都被禁,那么在中国当今的出版界还有什么“真实”可言。
   黄裳先生在“谈禁书”中写道:“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打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的历史痕迹的吧。那些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但愿黄裳先生的愿望能够实现,因为它也是千百个中文作家的愿望,更是我的愿望。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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