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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問灵魂》序跋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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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接余:无边的自信——与阿钟的对话(上)


   是的。街边的梦;一个好的题义。
   世俗生活不使人迷恋;同样,崇高生活也是残缺的。
   因虚无而导致专制。
   好一点的是: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卡耐蒂的基恩、还有宣示世俗生活胜利的贝娄的赫索格。

   古人云: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可见,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内藏意识,未来仅为行为方式。
   八五年看过的美国影片《芭蕾舞团》,18年后又看到了,主题与夏尼尔的《天边外》差不多,世俗生活与艺术生活的存在主题其实都渴望着对方的那个成功!
   我又重读了阿钟在88年12月底写下的《一颗颤栗的灵魂在一九八八年岁末》,想起《M,忧郁的钟点》中阿钟写下的尼采的感叹:“我是第一个!”这个所谓20世纪混乱的根源意识,想起第一部老片子《红舞鞋》,其主题:艺术家只能有一种生活!尽管在上述的那个新看的老片子当中只意识到一句话:“传统就是延续!”可是我的判断却跟上述两者的情形不一样,我相信,健康的生活才有健康的艺术,健康的艺术不能以健康生活的放弃为代价。
   18年前,里纪所说的大白话:“遵守一种文化必定带来好处!”
   这个“好处”一定不是外在的,倘如此,功名心将使我们与大众无异。
   自古以迄今,凡是宣称人性恶的学说、作品、团体,都是被禁毁的!即便是当代,远的如亨利•米勒,因为人们不能正视,也缺乏应对方式。基督教的神人同格、儒家的日日新、佛家的骑牛觅牛都是如此,何以讳谈恶行呢?此一是意识形态需要,二是大老眷顾。除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斗私批修”或“人总是把自己美好的一面拿出来用于交往”,于是,这种书生式的、理论上的正价值到了实际场合中却头破血流,而社会上通行的、大逞其是的反而是称作“负价值”的那些东西!说文人无用,说知识陈旧,其实还是正价值的“转型”问题。
   今年的6月4日之前后数天,重读了一些荣格思想的传说及自传(曾做过笔记),它如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想起里纪——这位浸淫与得传的荣格学说的奉行者,心境极差,沮丧、嗜眠,至晨大悟:追求真理与追求成功的标准在哪里?
   后者是:不准他人革命。潜意识里:将革命的主导权(权威)掌握在自个手里。
   关于我的生活:一个当代隐士的近期状况,或一个本地秀才的“活动性” 定位,乃至一个菜园子里的战士的衣食起居,我想还是罗素的那句老话,“我们不快乐的原因永远不在我们自己身上”。
   关于《无边的自信:一个美食家的饕餮与苛刻》一文的写作,原拟批评阿钟诗集《拷问灵魂》,今读荣格和《倾向》上的谢默斯•希尼专辑,感慨的是“内心诗”登堂入室的日子早已到来,世上确有人在这个惊人狭窄的崎岖小径上走出了一条自我炼狱之旅,看来继续评述诗集也无必要,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直接问题反倒是:堕落、沉沦、宽容和修持这个大范畴的内心生活之表义。
   一般我们总以为,诗人以行吟、抒情、歌咏为己任,有那么一刻,他的压抑得以升华,展示了一个转移与造型的过程。
   弗洛伊德作过这样的通俗观,但无以解释那些邪恶、暗影、魔状态、畸形、变形诗作的情况。这一恶魔的舞蹈一经展示或放大,它们的意义何在呢?
   他说这是一种病,写出来就没事了,使人不禁怀疑起波德莱尔、里尔克、叶芝、托马斯•曼、卡夫卡,甚至尼采和黑格尔的智商来;同时又规避地说,生活中他们自有一套应世技能,似乎是不经意地说出了一些真理,自己却绕过或避开了陷阱,从而更健康地活下去了。
   一旦艺术家被贬低为仅仅是“写书的人”,而且是不务正业的,科学和他一起在推迟、延缓,或干脆视而不见:邪恶力量的势能(及其迸发),它不是驾驭,而仅仅是转移。
   顾城是个优秀的童话诗人,无力处置现实生活中的情境难题:赞助人不是恋诗,而是恋其妻而已。阿橹是个不错的好诗人,杀友劫财而后若无其事地去搞文学串联了。一个被当作弱智的天才,一个被当作生计无力的文学贵族,原因都归结在他们自个身上。
   听上去不无道理。我们会赞成杀生嘛?不会。弗洛伊德也会诉阴状:我没说错呀?!
   然而如果换个视角来说:这世上的价值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即被害人的价值更大呢?
   说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是狼与狼式的,说有的人注定是他人的食物或者吸血鬼,顽主,恶人当道,一生平安,善处德行则如过街鼠,不寿或受阻。
   所以福楼拜说告诉真相才是最大的施行人道。道德哪有什么优先权。而乔治•桑则表示自然而然地会赋予主角一些美好的潜质或可能性,为了不绝望起见。
   波德莱尔和翟永明盲无适从地展示了每个人身上的怪兽,最终恶耗尽了它的破坏力,成为供人驱策的忙忙碌碌的工匠或精灵。
   这点有似荣格的分析,男性意象与女性意象,攻击性和亲和性,恶贯满盈之后怎样立地成佛,积极行善末了是如何地阴险刻毒。
   而博尔赫斯说:“他对头脑里的东西十分讨厌!”
   看看有多少时髦女人是用“脑”而不是用“心”来写作的。
   从吴非那儿知道艾略特,距今已整整廿年了。忘不了那个下午俩人一字一句的辨读《普洛弗洛克的情歌》的体验。当然主要是他讲述,我体味。
   若干年后,有个朋友宣称:你不懂英文,所能体会的仅仅是译者所写的伪诗!我不相信,因为我确实感受到了独一无二的意境和品格。
   廿年来,或有怀疑过女招待的诗歌文本价值,但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及哲人形象始终相伴在即,犹如守护神!难道诗的伟大即对于读者的再造,不正是其意义所在嘛?!
   象艾略特那样地活着:写作,然后功德圆满,不正是所有文人的最高形象嘛?!
   大约翻译不仅仅是重写,而是模拟(这是行外话吧)。
   我只知道,在认识吴非之后,在艾略特和朦胧诗之后,不再写诗(这个青年人的专长),至今也从未写过。因为那种所谓的哲理诗仅仅是用脑,而不是用心写出来的。
   多年来,我对于诗歌这一概念或其范型的意识总有些忐忑不安:是否太过于精致、苛刻了?神话了?还是将之看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炼金术而神秘化了?这最后一点不太可能,因为结构主义方法把我们将信码和语符分开。
   过于神化倒是可能的:因为不会写诗而后是喜读乐阅。蔑视哲理诗是我向来的看法,也是朦胧诗之前所谓新诗的尽头。至于反感文学性诗风,倒是始自吴非那儿。
   也许因为它的表述离自身的感受十分间隔。在极权的双重禁锢下,诗是自我疗伤,是防止精神病与自杀的有效方式。所有异端的、惊奇的、深沉的、欲辨已忘言的东西都可以宣泄。可想而知,所有的文学诗都是私人的杰作,意义无它,吴非可能源于艾略特的著名逃避说而言之:你怎样处理情感的方式显示了你如何越过了它。可使我们避免诗上华而不实的文饰,和思考上的自以为是(的满足)。但同时并不意味着诗要写得朴实或者大白话,这没有什么意思。
   等于一个乡下人来到艺术之都不可能到处宣称我来自某某下里巴村,乡土性和通俗化只是某个大经典大文本大文库的缩小、引子罢了。比如大家都在品味咖啡的滋味,你却独榜饮茶的过程,标新立异,没有大意思,不会成为时代的先锋。反之,你也不要流行什么,就写什么。
   那些,那些使你说话的意志是什么?源于何处?是拼命要显示自己存在的主体的自我完形,还是炫技弃神以博取世人欣赏的自我造型?要么是迷恋写作行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自我构成?
   有那么一种颇动人的观念:为人生而艺术。且以理智健全为标榜,艺术是人身存在的延长与放大,文学几乎是自大的等义词,功名心也就理所当然地却之不恭了。
   其实人生的真相倒往往是远交近攻:男盗女娼。大多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的。不知道哪个哲人说过诵目不忘的话:人离得太远,觉得冷;靠得太近,又觉得身上都有刺。小作家养活大作家,大人物讹诈小人物。
   然而,假如生命不使人陶醉,那便不是生命。
   最早读茅盾的《毁灭》三部曲,边读边抄,看到平凡世界的尘世美。读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也是如此:当作了文学小百科。这在20年前反倒是正常的阅读格式,一本书贯穿一生、铸成一生,是因为它正好起到解惑日常24小时和寄托构造一个世界的情景模式!它恰好解答一个愤世嫉俗的文学青年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相关配置在哪里。比如《纽约客》的三个看家小说家:厄普代克、约翰•契佛、塞林格,我们容易体会契佛、塞林格而不容易进入厄普代克;相比较下,契佛与塞林格,人们更容易认同风格小说而不是后者的性情之作。再如三岛由纪夫和渡边淳一、大江健三郎相比,容易认同后者。这相当于川端康成与谷崎润一郎的情形:内在的东西和文学性东西之比。再如西利托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韦恩的《误投尘世》、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都是很容易进入情境模式的作品。
   是谁,哪一国并不重要,关键是读来如若己出或仿佛或曾经,而那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反而令人隔膜。
   一个文学青年偏要去反感那些构成了文学性的东西,其理由何在呢?一部所谓严肃小说所透露出来的真理性认识远远不如纯文学的、自传的。那往往是鹦鹉学舌式,从既定的理论观念或模式推导出来的技巧性作品。以后我知道,它叫做“结构中产生事件”,而我们称作“非文学”的东西,或纯文学的东西倒往往是:从事件中引出旧事物尚未引出的形式即结构(引出即创造的涵义)。
   当年由胡禄兄弟带来的青年民主派所编的民刊民报,尽管大多是属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假问题,但这一形而上学的训练或通俗概念结构的演绎还是让人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哲学的无能!
   别无选择,时代的读物有限,直至缺乏。
   苏联的社会变革,《俄国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列宁格勒提纲》,敝国本土的《上海之春》,《华东民刊》,《玫瑰岛》和《交流》,以后才是《萨特研究》,美国社会学家们的行为主义分析,《诗耕地》(这份复旦学生编的诗刊)。
   初识吴非。我们相约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以封皮为号;其实全无必要,相似的人总能从人群中一下子认出来。
   初识胡禄,相约在沪江书店。那是刚脱离新华书店的改革试点的网络店。一边试图摆脱盯梢,装作逛公园的样子。
   当时上海民主促进会的青年才子刚遭到强权的打压与瓦解。
   吴非大谈《墙上的斑点》和梅特林克。胡禄大谈苏联体制下的作家工作,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还没出版呐。以后我才购进《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的第二册(小说部分),第一册(诗歌部分)是后来才读到的。
   所谓先入为主,反而受益不大。政治无非是概念上的澄清,这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的困惑相距太远。业余政治家和业余军事家好象一样:对秩序和莫须有的力量的信赖,几同迂腐书生秀才。相反倒是现代派文学洞开了文学的奇异神秘和别致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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