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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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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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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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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来源:观察
    据重庆媒体报道,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推荐”的二十七首经典革命歌曲,将在重庆市大中小学生中传唱。“红星闪闪放光彩……”“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以“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大合唱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市教委主任彭智勇介绍说:“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加强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薄书记大力倡导在学校开展传唱革命经典歌曲活动,并亲自选定二十七首歌曲作为全市各级各类各校‘必教’、‘必唱’曲目。”
   这二十七首“经典歌曲”的名单如下:《八月桂花遍地开》、《红星歌》、《盼红军》、《共产儿童团歌》、《五月的鲜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保卫黄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英雄赞歌》、《绣红旗》、《我和我的祖国》、《祖国慈祥的母亲》、《妈妈教我一支歌》、《长江之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歌声与微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同一首歌》。
   这则新闻报道让人感到困惑:既然薄熙来仅仅是“推荐”,那么为何当地教委立即将鸡毛当令箭,将薄熙来的“推荐”歌曲当作音乐课中“必教”、“必唱”的内容呢?这种官本位的、一切惟上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已经违背了《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薄熙来是一名新科政治局委员,是重庆市的第一把手,但他并没有权力干涉中小学教育,并肆意在学生的课程中添加或者删除任何内容。在教育领域,他是外行,外行不能冒充内行,更不领导内行。外行可以作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必须经过专家的研究和分析,以决定采纳与否,而绝对不能无条件地被转化为“命令”。
   重庆市教委“必教”、“必唱”的行政命令,已经涉及到对音乐教材和课程的更改。那么,薄熙来及重庆市教委是否有权力下达此命令呢?二零零一年,教育部根据《教育法》颁布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材编写实行项目管理。编写教材须事先依本办法规定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立项,经核准后方可进行。”第十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受理核准国家课程教材编写的立项申请……”薄熙来和重庆市教委并没有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其“命令”乃是违法命令,薄熙来和彭智勇都是法盲官僚。
   “必教”、“必唱”二十七首革命歌曲的行政命令,其性质显然是非法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二十七首歌曲究竟是些什么歌曲呢?有无耻文人对薄熙来的推荐举动大唱赞歌,声称:“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如何保证我们的民族化,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教育中的‘守旧’就更应该受到重视。特别是在西方企图同化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守旧’更是必需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前进,才不会陷入‘自我混乱’的西方圈套。”这段话更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这些歌曲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无关,它们乃是共产党“反文化”的党八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与中共的夺权史和屠杀史同步。这些歌曲中蕴含的斗争文化、暴力美学、仇恨心态和奴隶哲学,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既不吻合“和谐社会”的理念,也与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努力背道而驰。这些歌曲只能培养出信奉虚伪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冷酷无情顺民或暴民来,而绝对培养不出具有民主理念和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来。换言之,这些歌曲乃是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愚民教育和宣传,而不利于人的解放与自由。
   有海外媒体曾将薄熙来看作思想开明的新一代中共高官,但从这则新闻可以看出,他不是开明派,而是持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太子党。薄熙来心不甘情不愿地来到重庆,虽然颇有失意之感——老爸薄一波的去世,使之在政治上再上层楼、入主中枢的梦想彻底破灭,但是他也有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他将普及“革命歌曲”当作空降重庆的首要任务,他对“革命歌曲”的浓厚兴趣,对中小学教育的“高度重视”,其目的是让中共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要让他们这群太子党永远掌权,永远享有奴役人民的特权。
   薄熙来强迫重庆的孩子们学唱“革命歌曲”,与当年纳粹德国的愚民教育如出一辙。德国学者古多•克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中,分析了德国的青年一代崇拜希特勒、忠于纳粹党的原因。其原因之一是,纳粹营造出了一种国家至上的价值,渗透到所有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纳粹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组建了各种对青少年洗脑的组织和机构。如“德国少女联盟”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唱很多歌,”当时还是一名少女的格特鲁德•霍克讲道,“还讲很多传说和故事。”尤其是那些歌词,重复了几百遍之后,深深地印在孩子们心里。“太棒了,”路易丝•菲舍尔说,“有时我都想再这么大声地好好喊几嗓子。”纳粹是怎么引诱这一代年轻人的呢?用几段充满激情、旋律优美的歌曲。“人们经历这些时仿佛心都醉了,”女作家古德伦•保泽旺回忆她在德国少女联盟的那段时间时说,“当人们唱这样一首歌并且完全进入了角色的时候。作为年轻的姑娘,那时我常常热泪盈眶,因为我这才感觉到我是这个美好的德国的一员。”一些当年的歌手今天才意识到这些旧歌词传递的是更为深刻的信息。“我们年轻人朝着太阳前进,深信不疑”,“德国,即使我们毁灭,你也光辉照耀大地”,“我们的旗帜比生命更重要”:歌词成了思想“一体化”的锐利武器。“我们没有经过思考就接受了那些话,”英格博格•泽尔特说,“我们就像鹦鹉学舌似的,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因为大家相信,这肯定是对的。”
   另一位历史学家英克•布罗德森在《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一书中也分析了纳粹对音乐的利用。德国是一个音乐王国,德国诞生了若干世界一流的大音乐家,而纳粹正是充分运用了德国人民喜爱音乐的习性,将音乐当作灌输和传播法西斯主义的最佳渠道。当时,德国的孩子和母亲们都在收听广播里的“振军威祝福音乐会”。“国防军战士们!注意啦!”一九三九年底戈培尔的宣传部所辖无线电广播主任对军人们宣布:“从你们……在过去几周里给我们写的前线飞书中,我们听到的声音只有一个:对音乐的渴望!你们当中不少人请求我们播放一场你们心爱的音乐节目。这样的愿望,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非常乐意满足。所以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德国广播电台将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播放首场‘振军威祝福音乐会’。我们将一同经历这四个小时,音乐会还能让家乡和前线同呼吸共命运。”第一次广播之后,电台收到了数万封来自前线的书信。许多当年知名的演员都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包括戈林最喜欢的演艺明星格隆德斯坦。纳粹巧妙地用音乐营造出了一种所谓的“爱国情操”和“国家荣誉感”,以此将数百万青年送上了战场。在广播音乐节目的时候,一般都以这段话作为开头,谁听了之后能不热血沸腾呢——“祖国的每寸领土,都要有你们,士兵们,来保护!你们用自己的忠诚和臂膀,筑就一面双重壁垒,它坚不可摧——你们从此同舟共济。你们所坚守所保卫的祖国,日夜与你们同在……当有个声音将你们唤作兄弟,你们就会知道,那是祖国的呼唤,祖国的祝福。祖国从未忘记她的每一个儿子,这声音让你们感动,让你们满怀思想之情,你们一度寂寞的心,将穿越时空,那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
   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宣布了他征服德国的青年一代的计划,此后这一计划果然以希特勒设计的方式得以实施,从而造成了德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巨大悲剧:“这些少年学到的都是德国式思维和德国式行动。如果他们十岁就开始熟悉这样的方式,并常常接受新思想的洗礼,那么四年后,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希特勒青年团员。他们会在青年团继续锻炼四年,之后,我们再也不用老套的等级、官衔来为他们论资排辈,而是让他们入党,让他们站在工作的最前沿,加入冲锋队或党卫队,进入纳粹的中坚部队,等等。两年或者一年半之后,他们开始了义务劳动,经历了七八个月的磨练,一切都披上了象征德国的铁十字外衣。在这七八个月之后,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拥有了无上的阶级意识和优越的身份感,紧随其后的是两年的国防军训练。两年、三年或四年之后想打退堂鼓,我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反悔,马上再把他们送到冲锋队、党卫军等组织里面。他们这一生将永远没有自由!”被称为是“希特勒的孩子们”的那一代德国人,要么丧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要么带着无法治愈的梦魇和伤痕度过余生。
   薄熙来精心挑选的二十七首“革命歌曲”,正是要起到同样的作用。中共及其御用文化人炮制的这些歌曲,虽然比纳粹的歌曲更加粗鄙、直露,但其功效一点也不弱。这些歌曲将消极抗战的中共改写成抗日的中流砥柱,将杀戮成性的中共军队描绘成深受百姓爱戴的仁义之师,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毛泽东形容为大救星和红太阳。由于中共垄断了教育和媒体,使得中国人与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中国古典的音乐和西方的音乐绝缘。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党音乐”几乎成为大部分中国人惟一熟悉的音乐。于是,在八九民运中,学生和市民所歌唱的仍然是这些带着毒素的“革命歌曲”,与士兵们所唱的歌曲一模一样,被害者与杀人者在文化上是“同构”的;于是,我在北美华人的许多聚会和活动中,听到若干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华人,所吟唱的仍然是这些不堪入耳的“革命歌曲”,他们沉迷其中,难以反思那段定格的青春。从昔日文革中那些打死老师的中学生,到今日那些聚集起来捍卫奥运火炬的爱国愤青,他们也都是吟唱着同样的一批歌曲,因此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惊人地一致。
   这正是薄熙来的企图。我们不能让薄熙来的阴谋得逞,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受到此种无形的毒害。薄熙来喜爱的这些垃圾歌曲,早该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之中了。倘若不能在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文化价值、道德伦理上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决裂,未来的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永远只能是水月镜花。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八日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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