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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義”(2008-8-10)

論“主義”


(2008-8-10)


   
   當我寫完《廣義物種起源》一書時,我在想,我是一個什么“主義”者?
   世界上有很多“主義”,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贊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理念。但我不想把自己標榜為“自由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正象我幾乎認同基督教的所有精神(《廣義物種起源》第八章談“比較宗教”),但我不贊同“上帝造人”的說法,我至今還不能成為基督徒。
   
   
   前兩天,我首次游泳游過了1000米。在“Sunset Park”寬敞的游泳池中(是普通游泳池的二十倍大,100米x 50米,在飛機抵達紐約上空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發現,只要前進,就不會沉沒。我輕松地漂浮在碧波蕩漾的水面上。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什么主義者”,只是在浩瀚的“意識形態大海”中漂游,游泳就是目的。
   
   
   我是一位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為了我的祖國的民主和富強,流亡海外近二十年,想到我尊敬的達賴喇嘛流亡近五十年還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園,流亡二十年這點苦難就算不了什么,何況還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紐約。
   
   
   我相信,沒有一個科學家不是“修正主義者”,對科學家來說,當事實與理論發生矛盾時,科學家的唯一選擇就是“修正理論”,而且把這種“修正”看作科學進步的新起點。我同時相信,“民主”不是什么別的東西,“民主”是一種“修正錯誤”的機制,“民主”是按照“預定程序”、按照多數“修正錯誤”的機制。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有缺點,都會犯錯誤,都不完美(用基督教的說法,人有“原罪”)。所以,要不斷修正錯誤。事實上,生物進化過程,也是一種不斷“修正錯誤”以“適應環境”的過程。當我在“Sunset Park”泳池游過1000米的時候,我猛然發現,我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修正主義者”。我的“修正主義”本性,使今日中國不能容我。(寫于2008-8-10)
   
   
   《广义物种起源》修正後的序
   (2008-8-9)
   
   (按:《廣義物種起源》有兩個版本:一是“生物學版本”,不涉及道德、宗教、意識形態、社會進化問題,八章270頁,二是“進化的統一理論版本”,十二章415頁。兩個版本已同時寫好,這篇“序”是第二個版本的序。現在尚未聯系好出版社,全書必須在出版後、經與出版社協商,才能決定如何在“博客”上發表。)
   
   
   
    人类能不能成为“造物主”?对造汽车、飞机、航天器、各种人造化合物來說,称“人类”为“造物主”已不成问题。今天,人类已能通过细胞融合技术,克隆出绵羊和多种动物;人类能使已经灭绝的动物——原产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島的袋狼标本上的基因植入老鼠胚胎內“复活”;人类能通过重组DNA技术,按预先设计的蓝图,把一种生物细胞的DNA片段切割出来,嵌入到另一种生物体的细胞中,在体外构建新DNA分子,然后导入活细胞,创造新的生物物种。在一定意义上,称“人类”为制造“人造物种”的“造物主”也不成问题。
   
   
    一百五十年前,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达尔文所說的“物种”,是指自然界中现在和过去存在的“生物”的“物种”。本书所說的“ 广义物种”,不仅包括自然界中现在和过去存在的“生物”的“物种”,而且包括人造物种。
   在生物學中,物種就是生物的「種」(species)。生物分類學依據生物的「表型特徵」來識別和區分不同的「種」。從遺傳學觀點看,“種”是具有共同基因庫的、实际上或潜在的相互配育的、而與其他生物類群有「生殖隔離」的群體。從生態學角度看,物種是生態系統中佔據不同「生態位」的功能單位。從地球上有生命以來,生物物種数量數以百億计,其中99.9%已經滅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研究的是生物进化问题,《广义物种起源》研究广义生命体、广义物种(包括自然物种和人造物种)的进化和设计问题,研究地球上“多层次”进化问题,从跨学科的角度分析生命、生命体和“人造物种”问题。
   
   
   广义生命体不仅包括生物,而且包括一切具生命特征的个体,从带有生命许多特征的病毒、细菌、植物、动物、生物群体、人、企业、形形色色的人类社团、国家到国际组织,还包括一个个“生态系统”和地球上的整个“生物圈”。一个个宗教、一个个意识形态体系,也有生有死,有生命的种种特征,因而也是“生命体”。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球物理学家洛维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洛維洛克用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盖雅”(Gaia)来命名地球生物和环境、有机系统和无机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调节过程。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体,从微生物、植物、动物、海洋、大气和大陆,各构成部分不断相互作用,形成了地球整体的一种活的平衡结构。
   
   
   人类有兩大动机,一是“形成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二是“控制自己周围环境的需要”。《廣義物種起源》是“形成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的產物。
   
   
   在浩瀚的宇宙中,有無數個星球,至今我們還沒有在地球外發現生命。在地球誕生時,雖然沒有生命,但地球并不“死寂”。當我們對比今天地球與月球上的景觀時,我們會看到,地球上生機勃勃,而月球表面一片死寂。這本書要回答的問題是:
   1. 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促使地球上產生出生命,并推動著生命體的不斷演化?(第三章:生命起源)
   2. 地球上的生命體為什么要采取“固著生長”的植物和“四處運動”的動物等幾種不同形態?四十多億年前象月球一樣死寂的地球,為什么會產生出長著一張嘴巴的、有腦或無腦、但能四處運動的動物?(第五章:嘴的起源和動物起源)
   3. 什么是性?一些生命體沒有性,為什么另一些生命體要有性?(第四章:性的起源)
   4. 一些動物沒有腦也能生活,為什么另一些動物一定要產生出腦來?腦是怎樣進化的?(第六章:腦的起源)
   5. 人造“生命”、人造“物種”有可能嗎?怎樣實現人造“生命”、人造“物種”?(第十一章: “目的环境”和“人造物种”的起源)
   6. 當人類今后能夠用“人工”方法制造各種地球上所沒有的生物物種後,如何看待生命起源、生物進化問題?在“人造物種世紀”,如何看待達爾文的“進化論”?(第十章:“规范世界”和“形式生命” ,第十二章:進化的統一理論)
   7. 如何從“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來看待道德、宗教、科學、意識形態和人類社會的進化?動物世界有道德嗎?為什么人類會產生宗教?人類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產生了科學,為什么還要產生形形色色的“主義”和意識形態?(第七、八、九、十二章)
   8. 如何從“廣義進化”的觀點看待人類社會的進化?(§12•11、§12•12)
   本书主要观点是:
   (1)提出“规范世界”理论,从“系统论”观点看兩个系统-----物质系统和形式系统的演化。
   (2)提出“目的环境”概念, 把起源问题“非历史化”,分析“自然环境”和“目的环境”中“物种形成”的关系。
   (3)分析“设计”、“进化”和“目的论”的关系,把“目的论”重新引回科学。
   (4)提出“变尺度时空观”,从“变尺度时空观”考察生物物種的進化和“廣義物种起源”问题。
   
   
   在今天,人类关于时空的观念大大扩展了。从“变尺度时空观”来看,空间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在发生演化,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尺度下,才能观察到一定空间层次的演化。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年前(即1859年)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所以争论不断,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象“望远镜”、“显微镜”这样的“时间缩小镜”(或称“缩时镜”),而只能用平常习惯的“时间尺度”去想像地球史上数十亿年的变化。空间可以放大、缩小。时间和空间一样,也可以放慢、“放”快。当我们有了适当的“时间工具”(§12•1)后,我们就可以象运用“望远镜”、“显微镜”那样,很容易看到空间中更多层次的演化,包括进化、退化和循环变化,看到分子进化、生物进化、人类的社会进化和观念进化。
   
   
    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霸权论》一书。这本书是《霸权论》的自然延续。《霸权论》和《廣義物種起源》都是“变尺度时空观”的产物。《霸权论》一书把细菌,动物,人类,企业,社团,国家到国际组织视为自主行为体,这本书把这些自主行为体视为“广义生命体”。没有《霸权论》对自主行为体的研究,就不会有《廣義物種起源》。
   
   
   
   五十年前,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数学系,专业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在毕业前夕,我首次在報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參見《人民日報》1964年3月26日)。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當時沒有社會科學院),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哲学社会科学。然而,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探索,现在出版的这本《广义物种起源》,既是这篇文章发表四十五年後的继续,又是我懷著對“形成周圍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從跨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角度,對“進化的統一理論”的探索。(2008•8•9 纽约)
   
   (謝謝“博客”“不平則鳴先生”指教,修正了這篇《序》的第6段:在浩瀚的宇宙中••••••)(200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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