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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物种起源》序(2008-8-9)

《广义物种起源》序


(2008-8-9)


   
   (按:《廣義物種起源》有兩個版本:一是“生物學版本”,不涉及道德、宗教、意識形態、社會進化問題,八章270頁,二是“進化的統一理論版本”,十二章415頁。兩個版本已同時寫好,這篇“序”是第二個版本的序。現在尚未聯系好出版社,全書必須在出版後、經與出版社協商,才能決定如何在“博客”上發表。)
   

   
    人类能不能成为“造物主”?对造汽车、飞机、航天器、各种人造化合物來說,称“人类”为“造物主”已不成问题。今天,人类已能通过细胞融合技术,克隆出绵羊和多种动物;人类能使已经灭绝的动物——原产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島的袋狼标本上的基因植入老鼠胚胎內“复活”;人类能通过重组DNA技术,按预先设计的蓝图,把一种生物细胞的DNA片段切割出来,嵌入到另一种生物体的细胞中,在体外构建新DNA分子,然后导入活细胞,创造新的生物物种。在一定意义上,称“人类”为制造“人造物种”的“造物主”也不成问题。
   
   
    一百五十年前,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达尔文所說的“物种”,是指自然界中现在和过去存在的“生物”的“物种”。本书所說的“ 广义物种”,不仅包括自然界中现在和过去存在的“生物”的“物种”,而且包括人造物种。
   
   
   在生物學中,物種就是生物的「種」(species)。生物分類學依據生物的「表型特徵」來識別和區分不同的「種」。從遺傳學觀點看,“種”是具有共同基因庫的、实际上或潜在的相互配育的、而與其他生物類群有「生殖隔離」的群體。從生態學角度看,物種是生態系統中佔據不同「生態位」的功能單位。從地球上有生命以來,生物物種数量數以百億计,其中99.9%已經滅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研究的是生物进化问题,《广义物种起源》研究广义生命体、广义物种(包括自然物种和人造物种)的进化和设计问题,研究地球上“多层次”进化问题,从跨学科的角度分析生命、生命体和“人造物种”问题。
   
   
   广义生命体不仅包括生物,而且包括一切具生命特征的个体,从带有生命许多特征的病毒、细菌、植物、动物、生物群体、人、企业、形形色色的人类社团、国家到国际组织,还包括一个个“生态系统”和地球上的整个“生物圈”。一个个宗教、一个个意识形态体系,也有生有死,有生命的种种特征,因而也是“生命体”。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球物理学家洛维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洛維洛克用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盖雅”(Gaia)来命名地球生物和环境、有机系统和无机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调节过程。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体,从微生物、植物、动物、海洋、大气和大陆,各构成部分不断相互作用,形成了地球整体的一种活的平衡结构。
   
   
   人类有兩大动机,一是“形成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二是“控制自己周围环境的需要”。《廣義物種起源》是“形成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的產物。
   當我們對比地球與月球上的景觀時,我們會看到,地球上生機勃勃,而月球表面一片死寂。這本書要回答的問題是:
   1. 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促使地球上產生出生命,并推動著生命體的不斷演化?(第三章:生命起源)
   2. 地球上的生命體為什么要采取“固著生長”的植物和“四處運動”的動物等幾種不同形態?四十多億年前象月球一樣死寂的地球,為什么會產生出長著一張嘴巴的、有腦或無腦、但能四處運動的動物?(第五章:嘴的起源和動物起源)
   3. 什么是性?一些生命體沒有性,為什么另一些生命體要有性?(第四章:性的起源)
   4. 一些動物沒有腦也能生活,為什么另一些動物一定要產生出腦來?腦是怎樣進化的?(第六章:腦的起源)
   5. 人造“生命”、人造“物種”有可能嗎?怎樣實現人造“生命”、人造“物種”?(第十一章: “目的环境”和“人造物种”的起源)
   6. 當人類今后能夠用“人工”方法制造各種地球上所沒有的生物物種後,如何看待生命起源、生物進化問題?在“人造物種世紀”,如何看待達爾文的“進化論”?(第十章:“规范世界”和“形式生命” ,第十二章:進化的統一理論)
   7. 如何從“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來看待道德、宗教、科學、意識形態和人類社會的進化?動物世界有道德嗎?為什么人類會產生宗教?人類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產生了科學,為什么還要產生形形色色的“主義”和意識形態?(第七、八、九、十二章)
   8. 如何從“廣義進化”的觀點看待人類社會的進化?(§12•11、§12•12)
   
   
   本书主要观点是:
   (1)提出“规范世界”理论,从“系统论”观点看兩个系统-----物质系统和形式系统的演化。
   (2)提出“目的环境”概念, 把起源问题“非历史化”,分析“自然环境”和“目的环境”中“物种形成”的关系。
   (3)分析“设计”、“进化”和“目的论”的关系,把“目的论”重新引回科学。
   (4)提出“变尺度时空观”,从“变尺度时空观”考察生物物種的進化和“廣義物种起源”问题。
   
   
   在今天,人类关于时空的观念大大扩展了。从“变尺度时空观”来看,空间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在发生演化,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尺度下,才能观察到一定空间层次的演化。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年前(即1859年)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所以争论不断,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象“望远镜”、“显微镜”这样的“时间缩小镜”(或称“缩时镜”),而只能用平常习惯的“时间尺度”去想像地球史上数十亿年的变化。空间可以放大、缩小。时间和空间一样,也可以放慢、“放”快。当我们有了适当的“时间工具”(§12•1)后,我们就可以象运用“望远镜”、“显微镜”那样,很容易看到空间中更多层次的演化,包括进化、退化和循环变化,看到分子进化、生物进化、人类的社会进化和观念进化。
   
   
    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霸权论》一书。这本书是《霸权论》的自然延续。《霸权论》和《廣義物種起源》都是“变尺度时空观”的产物。《霸权论》一书把细菌,动物,人类,企业,社团,国家到国际组织视为自主行为体,这本书把这些自主行为体视为“广义生命体”。没有《霸权论》对自主行为体的研究,就不会有《廣義物種起源》。
   
   
    五十年前,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数学系,专业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在毕业前夕,我首次在報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參見《人民日報》1964年3月26日)。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當時沒有社會科學院),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哲学社会科学。然而,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探索,现在出版的这本《广义物种起源》,既是这篇文章发表四十五年後的继续,又是我懷著對“形成周圍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從跨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角度,對“進化的統一理論”的探索。
   (2008•8•9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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